時 間：2017年11月7日

地 點：校史館

人 物：陳良浩

訪 談 人：陳建

攝 像：曹剛

文字整理：劉政發（學生助理）

文稿撰寫：陳建

文稿審核：姚明淑

記者：陳老師，我們是學校檔案館的工作人員，目前正在開展“石大記憶”項目的采訪工作，推出這個項目是為了搶救學校的文化記憶，留下石大歷史親歷者和見證人的記憶，這是學校寶貴的精神財富。今天想請您給我們分享一下您在教學、科研和管理工作中的體會。

 

留學蘇聯成績全優的感悟

記者：1959年，您從莫斯科石油學院機械系畢業，隨后來到我校任教。您是新中國培養的第一代石油機械專家，請您給我們談談您在蘇聯學習的情況。在蘇聯的學習對您的教學和科研工作帶來了怎樣的影響？

陳：隨著我們年齡越來越大，就越來越覺得你們開展的“石大記憶”這個訪談活動意義越重大，感謝你們。

在蘇聯的留學經歷最大收獲是培養了我的自學能力。我們中國的留蘇學生普遍都很努力，成績也都比較好。我從大一到畢業是全優，全是五分，并且蘇聯同學來問我問題的很多，考試前他們愛借我的筆記本去看。到了四年級的時候，老師也教我們搞科研，帶著我們做一些項目。我當時搞了一個石油焦炭來做生產試驗，初步掌握了搞科研的方法。

我認為就是教師講課要精講，要啟發學生思考。這一點我們很多老師至今仍然做不到，我們的老師講課太依靠PPT，照本宣科的多，沒有經過消化，沒有融會貫通。我曾去聽一個教師講“石油天然氣儲藏”，就是照著書上的一、二、三念，不懂得提一些問題去啟發學生，這主要是老師的功夫不到家。精講或者啟發式教育就是要提出問題，分析問題，再去解決問題。把問題解決后，你甚至還要考慮是不是有新的問題出現，講課就是要這樣講，但是我們講課基本都是滿堂灌。我去聽課，灌輸得比較好的，我就打個八十分，要是能有一點啟發學生的那種，那我就打得再高一點。我最近聽了一次課，一個老師是先讓學生看書，看完了老師提問題問學生，學生有不懂的他再來講，這就很好，是啟發式的教學方式，我覺得這個教學方法是比較好的，他是在引導學生學習，講課前后連通，而并不是照著書念一遍完事。

記者:您嘗試過蘇聯老師的教學方法沒有？您覺得在國內用這種教學方法的主要阻力在哪里？

陳：蘇聯的教學方法對我是有深遠影響的，我一般就是空手上講臺，從來不看講義，考試也很嚴格。

我感覺最大的阻力是我們的老師始終是把學生抱著走，不敢放手。舉個很典型的例子，在考試上蘇聯的方法很特別，老師準備考簽，一個考簽上三個題，一個班三十個學生就準備三十多張考簽。所有考簽上的題目除去相同的外加起來大約一共有五六十個題，涵蓋課程全部內容，這樣學生沒法猜題。等到考試的時候，老師和助教坐在教室里，一次進來四個學生，然后抽考簽，抽了題目之后就下去準備。半個小時后就到老師面前去答題。考試是面對面地進行，哪里有點不對老師就會發現，刨根問底地去追問你不會的地方，這有點像面試，每場考試都是這樣（只有隨堂實驗會是筆試），而且這還不夠，有的老師很絕，三個題目都回答對了，他會再隨機給你加一個問題，答對了才能得到五分。第一個問完后再進去下一個，教室里面始終只有四個學生。但是也有作弊的，有個女生拿了一個小抄本，準備時就偷偷看，老師看到了也不管，等到去答題時，老師直接就換了個題目來問她，所以學生根本無法作弊。當時我們一門課要考三天，前兩天學生復習、準備，最后一天考試，教師要在考場上整整坐一天，期末一般兩個星期考四門課。蘇聯對考試極其重視，學生畢業之后分配工作就按照成績排，成績好的先選工作，這個對學生的學習也是一個促進。每一次期末考試之后，如果科目全優，還會把照片貼在墻上作為表彰。

蘇聯的教學方法對我影響至深

記者：在蘇聯的留學經歷對您的從教和科研帶來了什么？您能否概括地總結一下蘇聯在教學方法上值得我們學習借鑒的地方？

陳：在蘇聯的學習留給我最深的印象首先就是“精講”。蘇聯的老師上課基本上是不帶講稿的，即使帶著講稿也是放在桌子上不看的，不像我們是照著念。他們也不像我們講課那樣是按照書上的章節依次進行的，而是按照教學大綱里規定的知識點來講，所以老師講的都只是一個個的知識點。另外，除《高等數學》等很少數幾門課有規定的參考書外，他們沒有固定的教材，根本就不要求學生買書。就像研究生一樣，老師只列出這個課的主要參考書是什么，然后給學生列一大串資料或者雜志，說可以到圖書館去借，但圖書館也只有幾本，不可能每個學生都借得到。所以上課時老師不會拿本教材在上面念，也沒有PPT，都是在黑板上作圖，對每個點都進行精講。因此學生必須認真聽和記筆記，如果不記筆記，就什么都沒學到，考試前也無法復習。

莫斯科石油學院

第二，蘇聯強調培養學生的自學能力。比如說我們機械系的學生，要先學畫圖，先是畫幾何圖，然后是畫機械圖。老師來上機械制圖課的時候，是不講的，就拿些零件來給學生畫，而且每個學生要畫的機械零件是不一樣的。還有就是搞測繪，學生領了東西之后就自己去測，也不是把數據測完就完了，你必須要給老師交圖。完成得比較好一點的，老師就會拿著這個圖給你說哪里對哪里不對，但是不對的地方要怎么改，就要你自己去琢磨了，要你自己去看機械制圖的國家標準，國家標準要求怎樣你就要做成怎樣，這就是蘇聯模式。教我們的一個老教授，學生最怕他了，他拿著學生交的圖一看，如果你這個圖畫得不行，就只說一句“怎么搞的”，然后用紅鉛筆畫一個大叉，你就得重畫。

第三，他們還有一個特點是大作業多，課程設計也多。比如材料力學的一些分析，結構力學的一些測試等，就是大作業。還有就是要做一些課程設計，發下來的設計題目每個人都是不一樣的，而且是分開做，不會說是把學生集中在一個教室由一個老師來進行輔導，都是自己做。比如設計手搖千斤頂、齒輪減速箱等，每個學生要設計的參數都是不一樣的，學生之間抄都沒法抄。怎么設計？你只能去圖書館借指導書來看。設計安排完之后，就會公布一個答疑時間和地點，而且也不安排作業和輔導，有問題學生自己去找他。那個時候沒得電話，作業做完后你就自己拿去答辯，一對一地摳問題，而不是一大群人一起交。這樣我們做的各種設計全靠自覺，對學生的自覺性要求很高，對老師的要求也很高，至少每個學生的作業老師都必須要改。

學生的實習也多，比如我們一年學習完了之后，就到莫斯科油田、巴庫油田和一些海上油田去實習，煉鐵煉鋼都是直接去莫斯科附近的工廠參觀，機械加工、工藝設計之類的是去格羅茲尼，每個學生都是根據自己的題目去對應的工廠實習。比如我的專業實習是在烏拉爾重型機械制造廠和化工設備制造廠，畢業設計是我一個人在古比雪夫的一個鉆頭制造廠搞了四個星期。此外，由我自己提出，經學校聯系，我還到莫斯科汽車廠區參觀實習，前后共三個月。

第四，在做實驗上，他們的實驗設備臺套數并不多，一般只有十來套，甚至有的只有兩三套。一個班三十個學生就不可能同時做一個實驗，每名學生做的實驗都是不一樣的，因此老師也沒法講。他們的做法是這樣的：每次實驗課，學生要提前去借實驗說明書，把該做的準備做好，然后進實驗室前把實驗申請書交給老師看，老師認為你都準備好了就會簽字，然后你才去借實驗儀器去做這個實驗，做完了得到數據之后再拿去給老師看，老師覺得合格了再簽字。下一次來做實驗時就會檢查你是否處理好了上一次實驗的數據，還會提一些問題，你回答對了，老師再給你記錄成績，然后再審核你第二次實驗的申請書。

“空手”上講臺講的第一門課

記者:我們了解到，學生普遍反映您的課教學效果好，講解清楚，邏輯性強，實例生動，您的理論基礎非常扎實，并且作風嚴謹，板書、畫圖都極為工整，特別是畫圖既好又快，同學包括老師都很佩服。您任教后三年就晉升為講師，請給我們講述一下您的教學故事。

陳：1959年，留蘇歸國后我被分配到了四川石油學院。雖然我是四川人，卻不知道有南充這么個城市，查了地圖后才知道南充在哪兒。

學校才成立不久，上的都是基礎課，還沒上專業課，學校就安排一部分專業課教師搞教學檢查，主要就是聽課。我第一次聽的就是董奉誠老師的高數課，我一聽，覺得這個老師講得很好，然后是聽馬靜嫻老師的課，也覺得很不錯，而且當時老師對教學都很認真負責，無論是講課、輔導答疑、批改作業都很認真，學生學習也很努力，教風學風都很好。

當時學校只有低年級學生，專業課要三四年級才上。當時的支部書記趙國珍老師就安排我到現場去搞鉆頭研究，1961年又到上海一個鉆頭廠去協助提高制造工藝，一直搞到九月份，是學校發來的一個電報把我叫回來的。回學校后才知道機械系一個教機械設計的老師是浙江人，實在不習慣南充的生活，回家后就不來了，他的課就只能另外找老師來上，結果找來的老師上著上著又吃不消了，所以學校就把我催回來頂替。星期五才回來，星期一就上課，備課時間都沒有，而且正好該講渦輪、渦桿傳動，恰好是這門課最難講的地方。

我對機械設計比較熟悉，心里還是有底的。首先機械制圖的功底我還是有的，我中學時就學過畫畫，學畫畫的人立體感強。那時沒有PPT這些東西，全靠板書，板書寫得好事先得有板書設計。教我們數學的老師，一堂課就是一滿黑板板書，下課鈴響剛好就寫完，這就體現了老師的準備充分，在頭腦里面已經有一塊黑板的樣子了。并且在留蘇期間，通過嚴格的制圖訓練，已經打下了很好的基礎。我又把自己關在屋子里把要講的內容仔細琢磨了一天，對板書作了認真設計，先默想幾遍開頭結尾，從頭想到尾。上課時就把渦輪、渦桿立體圖在黑板上一畫，公式一推，學生很容易就聽懂了，教學效果很好。那天上午我的課一上完，中午學校的廣播就播出來了學生的表揚稿，說我課上得好，還導致煉廠機械58級的學生馬上去系里面要求換老師，結果礦58、廠58的課都由我來上了。

后來石油部副部長周文龍來學校，李直副院長就把我的情況反映給了他，他在大會上講了一句話：“石油學院有陳良浩這樣的青年教師，還怕石油學院辦不好嗎？”。

記者：在您教學當中有沒有對自己很不滿意的時候？

陳：有。那是我剛講課不久，在給58級上課時學生很歡迎，而同一門課我給61級上時學生反映聽不懂，我覺得有點尷尬。后來分析，師生兩方面都有原因，61級學生家庭出身成分普遍比較好，但學習基礎比較差，我沒注意到他們這個年級的情況，我講得也有點急躁。經過這一次教訓后就再也沒有這種情況出現了。

實踐是最生動的課堂

記者：1977年，您承擔了寶雞石油機械廠工大的“機械制造工藝學”授課任務。“機械制造工藝學”是一門實踐性很強的課程，而此時您面對的學生，是一批有豐富實踐經驗的企業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您是怎樣完成好這個教學任務的？

陳：其實我的實踐經驗一點也不差，這要歸功于留蘇期間的訓練。當時在蘇聯，除了正規的實習之外，我有空也要去工廠，莫斯科汽車制造廠去得最多，有空就去。那個時候蘇聯管留學生的教授給他們廠長一打電話說我要去實習，廠長就滿口答應，還指定了一個老技術人員做我的導師，我可以隨便在工廠里面逛，有時候也會讓我上手進行操作，我主要是看，看得很仔細。比如我去看他們做水龍頭，愛問問題，一開始問師傅不答話，我看不行，我就去給他打下手，需要什么東西我就去給他拿，他一上午的任務十一點就完成了，師傅很高興，就愿意和我說話了。我在莫斯科汽車制造廠前后一共呆了三個月，寒暑假都是在那里度過的。

在寶雞石油機械廠“721工大”講課時，那些老工人和技術員有實踐經驗，但是有一些問題的原因他們搞不清楚，無法從理論上解釋。比如說車床夾工件，夾得長一點或者夾得短一點有沒有區別？具體要多長多短？工廠里完全是靠經驗，遇到比較復雜的問題就束手無策了。但這些問題是我早已遇到過并且搞明白了的，我是從力學上來進行分析，卡盤這個夾多長最好，夾多大的零件才是最穩的，SCI收錄的論文里有一篇文章是專門來分析這個問題，只有用力學理論分析，道理才能講清楚。我上課時就給他們講這些，產生這些問題的原因是什么，我一講，他們覺得有道理，就愿意聽。并且你還能結合生產中的具體實例來分析，工人師傅馬上就聽明白了。比如說在刨床上加工一個圓形工件，并不是簡單地調整螺絲就行了，調整螺絲還一定要注意把握平衡，你給他一分析，師傅們就說“喔，是這樣啊”。又比如說為什么在車床上，用兩頭尖頂頂住車出來的階梯軸還會出現不同軸度？車圓柱體時還會出現中間小的情況等。我每次上課都是打空手去的，從來都沒拿著書或者資料去翻，工人師傅們就覺得我不簡單。

在威斯康辛大學的兩年

記者：八十年代初，您在威斯康辛大學進修了兩年，在國際權威雜志《ASME》學報發表了復雜刀具的數控刃磨研究方面的論文，這個成果很不簡單，請給我們講講您在威斯康辛大學學習的故事。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

陳：我是在威斯康辛大學做訪問學者，指導教授是一個姓吳的美籍華人，主要是研究動態數據系統。這個系統就是把一件隨著時間流逝看似雜亂無章的事情，根據觀察無序的誤差的變化，并作詳細記錄，然后用他的方法去分析，分析之后得出一個差分方程，再根據差分方程求解，預報出下一步的誤差是多少，再想辦法實時補償誤差以提高加工精度，是很高明的東西。

我做訪問學者可以去搞科研，也可以去聽課。聽課也不要你交錢，但沒有學分。聽課之前要聯系任課老師，問同不同意你去聽課，如果是不同意你就不能去；搞科研就是跟著吳老板做他公司接的項目。我去后不久，吳老板對我說：“老陳，你能不能把這個群鉆的數學模型寫一個？”我看不明白，想這是什么數學模型？這時有一個上海去的訪問學者寫了一種拿給我看，我一看就明白了，原來是把群鉆這個形狀很復雜的東西完全用數學公式表述出來。我就說：“我把其余的十多種群鉆的數學模型全寫出來。”我歷來對數學很感興趣，數學的立體幾何功底比較好，每一個形狀都有不同的表面，每一個表面就用數學公式寫出來，我不久就寫出來了。后來吳老板來了問我寫好沒有，我說寫好了，就把東西給他。他拿回去了，過了兩天他對我說：“寫得很好。你能不能用繁體字寫出來，我拿到臺灣去做學術交流。”后來聽說吳老板從不輕易夸一個人寫的東西。

那個時候他帶了三篇文章到臺灣去交流，其中一篇就是我的。我把文章復印了寄給學校，后來學習了計算機后，又對群鉆的數學模型和刃磨方法進行了計算機模擬，并最終寫出了英文版論文。吳教授還叫我把國內《群鉆》一書的主要內容，加上他的博士研究生關于鉆頭研究的主要內容和我做的群鉆數學模型等匯總起來寫一本鉆頭方面的專著。但我完成了三章回國的時間就到了，吳教授提出要我延長三個月回國，我沒有同意。后來看起來，可惜了這個機會。

記者：剛到美國時您對計算機相關知識還很陌生，能否給我們談談您是如何學習和掌握計算機技術的？

陳：我基本上是去現學的，當時學習計算機用了很多時間。開始去學的時候，有個老師是專門教計算機繪圖的，叫Marry，我給他說自己想學這個，他同意之后我就去了。教室里美國學生是每兩人一臺計算機，給了我一個，但我不知道怎么用，不知道該點哪里，Marry就來教我怎么用哪些鍵，他邊講我就邊聽、邊記。就這樣我慢慢地開始學，有時晚上弄到很晚，眼睛都弄痛了。開始覺得計算機離自己很遠，后來就自己編程，慢慢覺得做起來很好玩，很有用。比如有些機械圖很難畫，還需要長期訓練具備一定繪圖基本功才畫得好，費時費力。而我寫個數學公式，通過計算機編程，機械圖一下就出來了。如果要畫個整體齒輪，學會計算機繪圖后簡單得很，我只畫半邊牙齒，編了一個程序，運行一下，整個齒輪就出來了。比如在學習變位齒輪時，齒輪畫好以后，這兩個齒輪要怎么嚙合，變位齒輪怎樣嚙合，“齒輪”幾何偏心、“運動偏心”是什么樣子？一個有運動偏心的齒輪上有16個齒的形狀各不相同，我都用計算機畫出來了。一個臺灣的研究生，學了這門課后還是畫不出齒輪來，他覺得我的畫得很好，我就把程序給他了。

記者：您在威斯康辛大學這兩年體會較深的是什么？

陳：美國的科研條件是比較好的，設備確實先進，如果你有什么想法，要買什么東西，是比較容易實現的。比如我們搞精密制造，需要消除機械誤差，就要買裝置和一些精密儀器，他們能很快就弄好，但我們不行。而且他們的儀器也比較便宜，在美國只賣1000多美元的儀器，在我們國內要賣4000多美元。

美國的研究環境雖然比較好，但是對大陸去的人有相當嚴格的保密規定。我們到美國的工廠去參觀，他們帶你看，對提的問題一般都不會回答，什么也問不到，連機器型號他都不會說，參觀的東西甚至與學的專業毫無關聯，要求到他們的實驗室去參觀也不行。美國對臺灣來的學生還要好些，在福特等一些汽車企業有臺灣的技術人員，而這些技術人員都是和臺灣留學生關系好些，臺灣學生甚至可以去把圖紙拿出來。在美國和在蘇聯時的情況完全不一樣，蘇聯當時對中國留學生很好，我經常一個人到工廠去看，看到什么感興趣的就問，并且也會回答你。

在美國時自己還想聽下課，吳教授就說不要去聽課，要專心搞科研，從實踐中學習，比如他就很不贊成我去學英語。威斯康辛大學暑期有一個短學期，學校就開個了英語班，凡是到美國去的外國留學生無論是讀碩士還是博士，都必須先學英語。學了兩個月之后考試，考完之后分等級，考得好的可以自己跟班學習，考得差一點兒的也可以跟班學習但還要補習英語，考得再差點兒的就沒門了。那時的學費是800美元，但歡迎中國訪問學者參加，不收錢。我就要去學，當時吳教授說：“搞工作呢，學什么嘛。”我沒聽他的，就去學習了，學了兩個月后考試，收到一個成績單，總分87。中國訪問學者考得最高的是90分，我當時考的成績也可以直接跟班上課了，當時國家不準我們修學位，我也就沒去學。后來回想，當時應該聽吳教授的，可能收獲更大些，因為他接手的研究項目多，比較重視實務，而當時在國內搞研究設備不足，沒有這些條件。

對教研室主任的定位應向蘇聯學習

記者：您在擔任學院院長助理兼教務處處長期間，四川省教委授予我院教務處“省級優秀教務處”稱號，請給我們談談您的工作理念和推進教學改革、加強教學管理方面的體會。

陳：我的工作理念就是做一件事就要做好，要認真負責，你要么不做，一旦做了就要認真做好。我做教學管理工作的時間比較長，有一些想法，做了一些工作，也取得了一些成績，但要持續提高教學質量，遇到的困難很多，有些問題也一直沒有解決，比如課程建設、師資隊伍建設、任課教師的雙向選擇以及教案情況和作業批改情況等教學檢查，這些方面都還存在問題，想了一些辦法，但是效果并不好。

我認為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我們一直以來對教研室主任的定位不對。教研室是一所大學最基本的教學、科研單位，教研室主任應該是管學術問題、搞教學研究的，不是來搞雜事的。說到這個地方，我就得講講蘇聯的情況，蘇聯每個教研室主任都有秘書，教研室主任主要是搞學術搞教學研究的，蘇聯的大學里教研室主任是很受人尊重的，超過了系主任。教研室主任最了解本學科專業的建設情況，最清楚每個教師的情況，對本學科、專業的發展需要做哪些工作，比如引進什么樣的教師、怎樣建實驗室、課程建設、教改等等最有發言權。但我們的教研室主任成天忙于排課、寫匯報材料等雜事、小事上，弄得高職稱、高水平教師都不想當教研室主任。這和我們當學生時不一樣，我們當學生時，教授都想當教研室主任，教研室主任都是教研室里學術水平、教學水平最高的人來當，再難的課教研室主任都拿得起來，教研室主任這個稱號不得了！

由于對教研室主任的定位不對，使得很多工作無法落實到位。比如我曾經有個想法，畢業論文不是有個英文翻譯嗎，是否可以通過檢查教師是不是認真看過這個翻譯，來看教師的教學態度。我就想把畢業論文的英文翻譯集中起來全部檢查一遍，這個教務處沒法查，只能是各個學院和外語學院的老師來查，我本來是想教研室主任多負責一點這方面的事兒，但你總得給點津貼嘛，但是給多少錢？一學期只給三十塊錢，就連這么少都還要扯皮，這就沒法了。

學校要發展 領導是關鍵

記者：在您擔任院長助理兼教務處處長期間，正是我校學科建設取得重大突破的時期。請談談您對“全院一心、銳意改革、發揮優勢、力爭一流”精神的體會。

陳：這個說實話，我的工作主要是在教學上。對于“全院一心、力爭一流”剛提出來時還不大理解，認為學校沒那個實力，應該實事求是。直到爭取來重點學科，重點實驗室、中加天然氣培訓中心和聯合國援建的完井中心等“三項工程”之后，我們才認識到學校做對了，學校領導看問題看得比較遠，不這樣我們學校就上不去。

對那個時候的學校，有一點是公認的，各個方面都指揮得動，學校想干什么事情，大家都愿意去，聽領導的話。其中主要原因是張永一、張紹槐、葛家理他們領導班子的工作得到了大家的認可，威信高。比如張永一書記，他實事求是，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風格直截了當，哪個單位沒把事情搞好，就要把負責人找去談話，甚至當眾批評。比如學校禮堂剛修好地板就裂了，樓梯也有點問題，張永一去了一看，就說把負責人叫來，當面就批評處長。上班時，張永一提前一點到，往辦公樓門口一站，沒有哪個敢遲到。張永一到學生食堂吃飯，氣氛熱烈得不得了，學生也很喜歡他。

那個時候學校不僅學科建設搞上去了，在教學上也搞得很好。學校領導始終很重視提高教學質量，并且抓得比較實，不是只抓學科建設的。張永一書記就提出，學校發展不是只有科研一個拳頭，而是要把教學和科研兩個拳頭都打出去。那時我們的高數統考是排在石油高校前列的，物理統考也是。我們的英語四級通過率達不到第一，第一是大慶，第二是石油大學華東，我們第三。但后來總公司組織評估，發現有的學校是犧牲了其他學科的時間來搞四級英語通過率的，所以我們的英語四級通過率排名也是很靠前的。

（本文已經陳良浩教授本人審閱）

【人物簡介】

陳良浩，男，中共黨員，漢族，教授，1934年2月出生于重慶永川。1959年7月畢業于莫斯科石油學院石油機械及設備制造專業，畢業后被分配到四川石油學院任教。1982年2月-1984年1月以訪問學者身份在美國威士康辛大學進修。先后擔任教研室主任、教務處處長、院長助理等職務。退休后任歷屆教學指導委員會委員，主編了“機械制造工藝學”教材，建立了多項教學管理規章制度，有6項專利。1991年獲四川省優秀教師稱號，1993年獲四川省優秀教學成果獎二等獎，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