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    間：2018年7月23日

人    物：方少仙、侯方浩

訪 談 人：陳建

攝    像：余英龍、張魁武

文字整理：劉政發（學生助理）

文稿撰寫：陳建

文稿審核：姚明淑

 

 

 

 

我當了二十多年助教

陳：尊敬的方教授、侯教授， 非常感謝二位大師級前輩接受我們“石大記憶”項目組的采訪。

地質學是與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并列的自然科學五大基礎學科之一，石油地質學是我校學科專業建設最為重要的根基，地質系是我校成立后的第一系，地質樓是我校第一棟地標建筑，直到今天仍然是全體校友魂牽夢繞的地方。二老長期擔任我校地質學科帶頭人，見證了我校地質學科發展的風雨歷程，在建校60周年即將到來之際，想請二老講述一下你們的石大記憶。

首先我們想請侯老師談談，您1960年來到我校任教，1979年才被提升為講師，這之前您整整當了18年多助教。而在提升為講師后卻僅過了三年您就晉升為副教授，四年后又破格晉升為教授，請給我們講講其中的原委。

侯：加上在北京石油學院的5年，我當了23年多助教。原因就是因為我戴了一頂右派帽子。破格提升副教授、教授，除了因為我的業務基礎較好外，更重要的是我在科研上取得了較好成績。

在當助教時，我就從來都沒有放棄我的專業。我和方老師都是南京大學畢業的。南京大學在民國時期叫中央大學，解放后更名為南京大學，那時有“北有北大，南有南大”的說法，南京大學的地質學科是理科，到現在都還排名全國第一。南京大學的教學質量是比較高的，我到現在都還保存著我大學一年級的書，都是英文版的；當時南大對學生的要求很嚴格，當時我們班上29個人進去，最后畢業只有15個人，淘汰率非常高，達到了二分之一。我是以班上前幾名畢業的，真不容易啊！

被打成右派后，不準我上課，到四川石油學院后我在實驗室打雜。我學的是礦物巖石學，就把實驗室所有的礦物巖石和在嘉陵江邊撿到的各種不同的鵝卵石都磨制成薄片，在顯微鏡下分析研究，練出了鏡下鑒定巖石的硬功夫，成了這方面的行家。我還利用給講課老師準備資料的機會，閱讀了一些國外資料，發現六七十年代國外正在研究古老深海濁流沉積，并發現了一批油氣資源，研究了這一問題并翻譯出了部分資料，1975年在什邡金河一帶首先找出了“四川上三疊統位”地層中有濁流巖存在。可資料出來后，遭到了校內外不少人的非議，直到國際沉積學會主席Dr.shu來華講學，考察了該剖面后，才證實了我的認識是正確的。

平反摘帽后，我要把失去的時間和為國家做點事的機會找回來，因此我是日以繼夜地在工作，除了認真教學，指導畢業實習和指導研究生外，我翻譯了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國外提出的濁積沉積理論，建立了各類巖性濁積巖標準剖面，推廣到全國學術界和指導東部油田濁積巖油藏勘探；在西南地區建立了晚古生代槽臺相間的構造、沉積格局，已被全國學術界應用；在世界上首次找到中石碳統生物格架礁等，資料已被國內外生物礁界廣泛應用……。所以一平反之后，業務才能就發揮出來了，一再得到破格提升，并在1985年首屆教師節當選學校優秀教師。

侯方浩教授在觀察地質標本

 

搞地質，宏觀非常重要

陳：下面這個問題仍然是請教侯老師的。

1982年，您在指導本科生和研究生畢業論文時摸索出了一種新的教學方法，把科研與教學相結合，帶領學生用了近一個月時間跑遍了黔南近六萬平方公里。我們還注意到，您每到一地都注意采集標本，50多歲了不僅年年堅持出野外，而且可以連續坐一個多月的敞篷汽車跑遍整個工區，可以整天掄二錘打標本。為什么您特別注重跑野外、打標本？

侯：我和方老師特別重視實踐，因為地質學的書和教材就是一個模式化、典型化的大框框，你光看教材很容易看懂，公式也不是很多，文字都是敘述性的。但地質現象千變萬化，同一種沉積類型，其巖相空間分布、演化過程絕非雷同，一個真正好的地質工作者那是要大量實踐的，我們老一輩地質學家包括李四光在內，都是跑遍了崇山峻嶺的。

方:搞地質，宏觀非常重要。微觀的東西在實驗室里就可以做，但是宏觀的東西你不出去就看不出來，書本上的只是知識，必須到野外去證實。

侯：沒有宏觀培養不了好的地質工作者。我國最有名的老一輩地質學家黃汲清、關仕聰，還有我們沉積學界最有名的葉連俊教授，他們都是跑了大量的野外的。關仕聰是我國最著名的地質學家之一，大慶的第一口井就是關仕聰布的，方老師還曾把他請到我們學校來講過課，他和葉連俊抗日戰爭時期在踏勘嘉陵江時，走到四川廣元附近在嘉陵江上翻船落水，差一點就遇難了。

陳：兩位老師能否具體講講為什么搞地質宏觀很重要？

方：我舉個例子：比如說渤海灣油田、遼東灣油田出油的層位都比較新，是第三系，都是砂巖。其中有的砂巖的成因是河流沉積的沙，你鉆一口井，取出來的芯最大就十一公分，也不可能全取芯，你怎么判斷這是不是河流相的砂巖？那么你就得看看現在的河流是什么樣子。比如嘉陵江從源頭到重慶注入長江是什么樣子，書上只是一張照片或圖畫，你不去野外看是不知道的。河流什么樣子，不同流域段沉積的砂體什么樣子，你到野外看了以后就清楚了，那么將來你的井打了以后，與巖芯做對比，再根據其各種各樣的特點你就可以判斷它是不是河流砂巖，是哪個流段、哪個環境沉積的砂巖。所以地質學需要宏觀和微觀的結合，地質必須到野外去，先建立宏觀的概念，然后一口井一口井才知道到底是湖泊砂巖、河流砂巖還是海洋砂巖。

90年代方少仙（左三）與碳酸鹽巖研究室部分老師在廣西野外

90年代侯方浩在山海關附近給參加石油學會的代表講解辮狀河入海后砂體分布規律

侯方浩在作野外工作記錄

1992年侯方浩獲得集團公司科技進步一等獎

 

我從來沒覺得自己的課講得很好

陳：方老師幾句話就把一個很專業的問題講清楚了，外行也能聽明白。

侯：是啊，南充的時候學校經常請方老師講樣板課嘛。

方：有的人覺得當教師好像挺輕松，現在有的老師一個學期能講三四門課，但是我不行，要是叫我講這么多課，我是真的講不了。一門課和一門課之間有不同的體系，內容也不同，一個學期都開出來了怎么可以。你叫我這學期講一門課，下學期講另外一門課，我可以，你一學期叫我講三門課，我是真的不行。

侯：講課一個是要知識面廣，基礎好；另一個，講課也是一門藝術。

方：《沉積巖》和《巖石學》我講了很多遍了，但是要說講課有什么竅門，我覺得我是完全沒有的。我從來沒有覺得我講課講得很好，沒有這個感覺。每堂課下來之后總覺得講得不完善，還有可以改進的地方，下次我還得想辦法，還得把它講得好一點。

所以你叫我講三門課我承擔不下來，沒有那個精力同時把三門課講好。比如寫講稿，今年看的是一批參考書，明年的又是其他的參考書，要更新的。并且講稿不能是像念稿子一樣念出來的，那是電臺的廣播員。我曾經在一次座談會上說：教師不是廣播員，你是必須要把內容給學生講清楚的，是有一個對象的。你講的時候要讓學生和你一塊思維你下面要講什么東西，這樣他才有興趣，才能聽進去。

張帆他們77級當時有一門課叫《巖相古地理》，這門課資料性分析的東西特別多，很枯燥，但是有好多學生給我說：“開始時我們覺得這門課很難學，后來跟著你聽課還是蠻有興趣的”。為什么有興趣？是因為我讓學生和我一塊兒來想、一塊兒來分析，不是我全告訴學生。每一步接下來的東西我都是引導學生和我一塊來分析，一塊來想，一塊來認識這個東西下一步怎么辦，學生就有興趣了，就愿意聽了。

侯：為什么方老師講課講得好？方老師每年都要重新寫講稿，方老師的講稿現在都還留在那里，一年一摞，都是手寫的，裝了半柜子。

方：還不是講稿寫得好不好的問題，講稿和講課是兩碼事，講稿是你怎么講課的主要內容，但是在講臺上怎么表達，是要靠你自己努力的。關鍵就在于你要引導學生，讓他和你一塊兒思考，一塊兒想我要講的問題，他就有興趣，就愿意聽了。你講得再好，你不引導他們，他就要打瞌睡。

侯：方老師上課，學生沒一個人開小差的。

方：還有一點，現在對教師講量化，規定六十個小時課要備課多少時間。其實這對我來說是不現實的，講兩個小時的課，講稿兩個小時是寫不出來的，可能要寫兩天，也許有的兩天都寫不出來。

陳：您講了很多次的課也是這樣嗎？

方：還是這樣，還是這樣。

另外，我講一節課，準備的時間也不見得是兩個小時就準備好了，自己老覺得還有什么地方不對。對我來說，如果我自己不弄清楚的話，就不可能給學生講清楚，必須自己要很清楚，才能讓學生聽得懂。所以我就要花很多時間，所以我備課時間很多，不是說兩個小時課花兩個小時四個小時就準備好了，沒那個話。我不反對量化，但是要想課講得好，不是量化給你控制得住的，得看個人。

 

看講稿絕對講不好課

方：還有一個，我上課有講稿，但是我從來不看。我認為上課看講稿是絕對講不好的，看講稿絕對講不好課。講完第一個題目之后第二個題目我記不住了，趕快來看一下第二個題目是什么，那還講得好嗎？

講課必須要流暢，不能斷。你第一個題目講完了，就要把第二個題目引出來，不是說我第一個題目講完了，好，我們接下來講第二個題目，不是這樣的。一個題目接一個題目，是引出來的，是連貫的，所以我才說看著講稿講課肯定講不好。

方少仙老師講樣板課

方少仙、侯方浩老師獲得的教學獎勵證書

方少仙、侯方浩出版的部分專著

 

我當系主任的第一件事就是去聽課

陳：下面這個問題請教方老師，1986年您開始擔任地質系主任，在教學上您認為抓試講和做好教案討論是很有意義的；在科研促教學上您著力抓了北碚實習基地建設，向石油部申請了基礎研究資助項目：“華鎣山北碚地區上古生代石油地質研究”；在專業建設上積極扶持新專業，從師資培養、實驗室建設等方面對物探及測井專業給予優先照顧。請談談您當時的為什么要力抓這幾件事？您覺得您抓到點子上沒有？

方：我本來就是個教師，讓我管人我管不了，但坐到這個位置上了，我肯定得做一點事情嘛。

我覺得學校的任務就是培養人，這是第一位的，而培養的“人”不僅是學生，還包括老師。學生在校學習四年是靠教師傳授知識，你要讓學生學到東西，首先得抓教師的質量，教師的水平不高，教學的質量不好，學生就學不到東西。所以在系里面，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聽課，你要了解一個教師，最直接的辦法就是去聽他講課。我是普遍聽，當然也有重點，當時我的重點是在物探和測井，因為物探和測井的教師年輕，老教師少。我本人是搞地質的，不是測井和物探的，不太懂，所以我的重點在這兩個專業的課上面。聽完之后還要和兩個專業的老教師討論，怎么幫助這些年輕教師提高，講得不好的就找相應的老師來幫助他。所以對年輕教師，我還是很下功夫去幫助他們的。

方少仙、侯方浩獲得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教學成果獎

 

搞物探測井的必須要學地質

陳：方老師，在您擔任地質系主任期間，提出了石油地質專業必須走“定量的道路”才會有生命力，地質、物探、測井三個專業必須互相學習、互相滲透等觀點。請問為什么石油地質專業必須走“定量的道路”才會有生命力？三個專業的教師達到互通這種要求是否太高，這種情況后來有改善嗎？

方：這個要求是挺高的。我到油田到野外碰到的問題不僅是地質的，還有測井、物探的問題，一直到現在都是如此。而物探、測井的老師對地質的了解相對較少，地質的東西物探、測井一定要學，不學那么資料拿來他不知道怎樣用，測井曲線要和地質結合起來解釋；物探也是，地震資料出來了，這個地方是砂巖還是石灰巖，也要解釋的，必須要學地質學。物探和測井，過去地質是學得很多的，后來就學得越來越少，因為有學時控制。如果現在學得少得很，到油田后他們的知識面很窄的缺陷就露出來了。

侯：物探是一個間接資料，間接資料來解釋現象，沒有地質基礎你怎么解釋。比如沒有地質基礎，拿到地震剖面，就有可能做出錯誤的解釋。

陳：兩位老師能否解釋一下：石油地質專業為什么要走定量的道路才有生命力？

方：先解釋一下什么是定性和定量：簡單地說定性就是大體的，定量就是要確定。地質上現在不可能完全做到定量，地下你看不見啊，油田很大，即使打幾十口井，每一口井巖芯也只有那么大。現在為什么能夠更好地定量一點呢？就是因為有物探和測井輔助，不然不可能。測井和物探是勘探的一種手段，現在定量做得越來越好，技術水平越來越高，所以結合勘探結合測井和物探以后就能更好做。物探和測井主要就是定量，地質學就是一個大框框，你井打得多，定量就更好了。

侯：所以三個專業必須結合起來。

方：地質勘探要分好幾個階段的，最早的初步勘探階段只能打很少的井，幾十平方公里只能打三五口井，你也看不到地下，你怎么定量？不可能的事情，只能是定性加一些定量。以后勘探程度深了，井多了，加上測井和物探，你就可以定量了。不定量怎么行？一個油田投資多大哦！有時一口井的成本我們學校一年可能都用不完。

侯：陸上打一口井，稍微深點就上億，海上打一口井，幾個億。地質人員如果業務好，不曉得能給國家節省多少投資。我們國家現在冤枉投資太多，我們勘探的成功率和國外比還是比較低的。

方：去年十一月份，我們在杭州參加了一個青海油田的討論會，看到了斯倫貝謝的測井資料，從定量的角度上講非常先進，與以前我們看的資料相比，我們差遠了。現在真的發展得非常快，新的技術出來了，他們完全是定量的解釋，有一套系統。現在，你打井要確定好層位才有油和氣，定錯了就沒油沒氣，你不定量怎么行呢？精度必須提高。因此，地質的必須學一點物探和測井，不學就沒法干。相對來說，物探和測井解釋的手段更先進、水平更高，但是他們地質的水平也希望能提高。

侯：測井、物探就靠一套軟件，這個是不行的。

方：他們軟件發展得非常快，去年我參加那個會，看到斯倫貝謝的測井資料才了解到這一點，地質學相比來說可能還更加落后一點。

陳：雖然物探測井在定量上發揮了主要作用，但是從兩位老師的講述中我們還是感覺到您們是以地質學自豪，這是為什么？

方：這個很簡單啊，物探和測井只是一種勘探的技術手段。

侯：手段之一。定井位還是要靠你的地質知識。

方：現在發展得更快，定量的東西越來越多，也就越來越重要。但是它是一種勘探手段啊，是一種技術手段。

侯：最后地質人員把這些資料綜合起來，定井位是地質人員來定。

方：不管是石油還是天然氣，總的來說還是地質人員來掌控。

侯：從自身來講，物探和測井是為地質人員來服務的。

方：它們只是一種技術手段，不全面。

侯：地質是綜合各方面條件來確定的，哪里有油氣，哪里沒有，還有地層啊，構造啊等等一系列的因素，物探只是一個方面而已，井位定錯了損失就上億。而且打井以前，測井是沒有資料的，測井是打了井以后才有資料。

方：對，前期主要靠物探。我認為，搞物探測井的人得多學一點地質，才牢靠一點，對他的工作很有幫助。物探測井所有的資料最后都要進行地質解釋，你的地質知識好，你就解釋得好。實際上，我們有的學生原來是學地質的，他考研究生讀測井、物探，將來他的工作比單純測井物探的就強，因為他地質知識好。

侯：我可以給你舉個例子，中石油物探局老的權威人士，一個是從地質轉過去的，一個是清華大學物理系出來的。北京石油學院里物探最好的叫張根吉，他就是清華大學物理系出來的，他物理系畢業后再學的地質，然后才去搞物探。

方：因為物探最主要的基礎就是物理嘛。

方少仙教授給研究生和外單位進修人員講課，侯方浩教授作輔導

 

女能人拼的故事

陳：下面這個問題想請教方老師，在您從教生涯中獲得榮譽無數：1984年獲得四川省女能人稱號，1987年成為我校首位女教授，還獲得總公司有突出貢獻科技專家、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國家級有突出貢獻專家等稱號。作為女教師，要想獲得事業的成功，特別是要取得較高的學術成果非常不容易，往往要克服更多困難，要付出更大努力。請談談您在這方面的體會。

方：最根本是時代不同。因為那個時代除了拿工資還有什么？沒有獎金，搞課題也沒有提成，我除了把心放在工作上，還能放到什么地方？

侯：方老師當那么多年系主任，春節、元旦、國慶都是她自己值班。辦公室在地質樓三樓，因為放假，地質樓沒什么人，我還去陪她。我們大女兒1956年底生的，出生后才兩個月大，我就把她送到杭州我媽那里去了。當時要學習要工作啊，一心就放在學校，放在工作上去了，所以我們老大基本沒和我們一起生活過，當然是我們兩個商量好了的，那個時候一心就放在工作上啊。老二小的時候是很苦的，當時文化大革命結束的時候她已經進小學了，我們自己不做飯，都是吃食堂，小女兒從來都沒吃到過父母為她做的早餐，從小到大一頓都沒有過。我75歲之前就沒看過電視連續劇，方老師周六周日也在工作。

陳：方老師這么拼，侯老師您埋怨她嗎？

侯：我不埋怨她，我們互相鼓勵。我理解方老師，作為一個人就應該這樣，錢三強夫人何澤慧院士，娘家是蘇州最大的望族，你看看她的生活和工作怎么樣。我佩服方老師的學術水平，我們互相支持。

陳：我們還是想問問方老師，作為一個女教師，您是不是覺得非常難？

方：沒太感覺到。家里面給我解決了很多困難，老大送到老家我基本沒怎么管，老二馬馬虎虎就養大了，家務就不像別人那么繁重。而且說實在話，我從來不打扮，我覺得我沒時間也沒有那個精神頭，我就不花時間了。家務事真的比別人少，老侯也幫我做，我們是誰有時間誰做，他身體好，他幫我。

我確實是花在工作上的時間很多，放在家務上的很少，這對女兒來說也是一點虧欠吧。生活上沒有照顧好，學習上也沒怎么抓，這是真的，我從來沒有抽時間在家做什么好吃的照顧她，學習上也沒有輔導，覺得虧欠女兒。

當然，如果是現在的話，我可能也不行了。這個補習班，那個補習班，學習好的還要送出國去。那個時候是粗放式的，所以相對來說，我們這一輩的女教師家務事相對來說少很多，所以我認為是時代不一樣。放到現在，我不知道我還能不能做得到。

侯：她當系主任的時候家里面安了一個電話，那個時候其他人家都沒電話，所以外面來的電話，通知之類的事情，都是我去跑腿。

 

我校碳酸鹽巖研究曾享譽全國

陳：兩位老師都在自己的領域取得了杰出成就，想請教兩位老師下面兩個問題：石油地質學科在我校的發展中曾發揮了怎樣的作用？在我校建設一流學科大學的新征程中，地質學科怎樣發揮更大作用？

侯：地質系是我校最早成立的系，很紅火的。開發是后面的名稱，原來是鉆井、采油。

方：我們學校原來的碳酸鹽巖研究室在整個地質學界都是很有名的。四川石油學院為什么在石油部比較出名，一個是鉆井采油比較強，再就是有一個碳酸鹽巖研究室。

新中國成立以后開始搞石油勘探，北方主要都是砂巖，最早的玉門油田都是碎屑巖之類的東西，后來四川發現了碳酸鹽巖油氣藏，但最早的川東大油田還是碎屑巖，不是石灰巖。文化大革命后四川發現了石灰巖，也就是二疊系、三疊系有天然氣，但因為一開始國內沒有發現碳酸鹽巖油氣藏，所以這方面的研究很弱。這個時候，石油部就在我們學校成立了部屬的鹽酸鹽巖研究室，安排我們和石油部勘探開發研究院聯合做南方的碳酸鹽研究。

我們先做的是地面工作，主要是上古生界的碳酸鹽巖研究，做了好多年，資料出來以后對全國的影響很大。而且我們引進了很多新的東西，比如碳酸鹽巖新的材料，還有地質方面新的進展，在南方滇黔桂地區發現了很多重力流的沉積，叫濁積巖。發現濁積巖后，中國地質學會和沉積巖學會在廣西召開了一個全國性的會議，技術上的東西主要就是我們講述和指導的，我們建立了很多標準剖面，全國各個油田乃至各個院校的代表都去看。后來我們走了之后，各油田、院校又自己去了好多次，去學我們的那些東西，當時全國性的碳酸鹽巖普及教育就是我們搞的。中國科學院地質科學研究所所長還做了一個總結，表彰我們在這個方面的突出貢獻。四川石油學院碳酸鹽巖研究室就這樣出名了。

侯：當時我們碳酸鹽巖的研究水平被公認為國內領先。

方少仙教授在陜北野外工作

1985年方少仙（后排右一）在美國作訪問學者期間參加野外考察

方少仙、侯方浩獲得國家科委頒發的科技成果證書

 

研究生稱我是“亡命徒”

陳：濁積巖含油是誰先提出來的？請兩位老師再給我們講述一下濁積巖研究對石油開發的關系。

侯：我們國家東部的油田基本都是濁積巖油田，但是一開始大家是不認識的，是我們最早引進和大規模研究各類巖性的濁積巖，并推廣至學術界和油田。南海深海勘探的首席專家龐雄就是方老師帶出來的，他搞的主要就是深海濁積巖油氣勘探，他曾在電話里面講“當年幸好是跟著你們學了相關知識”。

方：我們做了很多年的工作，1960年提出了一個孤立碳酸鹽巖臺地沉積模式，但因為文革時非常閉塞，不知道趕快發表文章。我們提出相關概念的時候國外還沒有提出來，但是國外發表的文章比我們早。

侯：國外提出來的概念，比我晚兩年，現在叫“塔克模式”。我的一個同學是科學院院士，他給我說：“老侯你可惜了，你當時不搶先發表文章，搶先發表的話，現在就叫侯氏模式。”

方：當時我們都比較老實，在火山碎屑濁積巖里面，我們打了X光衍射，發現有金，結果我們也沒發表文章。后來我們把資料給廣西地質部門了，現在廣西那邊就在那里開發金礦，資料開始都是我們的。

陳：好像有個油田現在都還在用你們的資料？

方：對，廣西百色油田，還有鄂爾多斯、西安都是。青海我沒做，但是也應邀做過不少工作，也過去講了課。2015年年底，還去塔里木油田解決了一些疑難問題。現在鄂爾多斯馬家溝油氣田的有些基礎資料都還是我們的。為什么幾十年了都還在用我們的資料，因為沒人肯像我們這樣干活兒，那個活兒很費勁，你得不斷地看巖芯，就是基礎資料。

侯：現在長慶油田的一把手是我和方老師帶的研究生，他給了我一個評價，說我是一個“亡命徒”。招研究生時我給學生講，你們怕辛苦找其他人，不怕辛苦想學本事的跟著我。我沒有假期的，我晚上都到，你們還不來嗎？有一年春節前朱世宏書記和杜志敏校長到南充來給我和方老師拜年，可怎么都找不到我們兩個，還是一個退休老教師給他說，經常看到我們兩個往實驗室跑。結果臘月二十九下午五點半，他們兩個在實驗室找到了我們兩個。朱書記說他很感動，臘月二十九了，你們兩位那么大的年紀，還在實驗室里面干工作。我說我明天不干了，大年三十不干了，初一我們休息，初二我們再去實驗室。

有一年長慶油田找我們，馬家溝組產氣層位要做一個全面總結，我和方老師帶著6名研究生去干了三十六天。除了五一節去沙漠里面玩了一天，35天每天我和方老師都帶著學生趴在地上看巖芯，手把手地教學生在地質記錄本上描述畫圖，整整搞了十本。那個地方日照長，每天都要趴在地上干8個小時以上，那個時候我已經七十多歲了。前不久我們一個年輕教師給我講，他帶著研究生到川東去做項目，帶學生看了一天巖芯，教了怎么看以后就讓學生自己看了。學生自己看就行了嗎？你說這樣干怎么行嘛？

侯方浩在川西北雁門壩野外工作

上世紀嘉陵江洪水后侯方浩帶研究生觀察現代沉積特征

方：地質系當時有三個教研室，巖礦教研室和普地教研室屬于基礎教研室，石油地質教研室屬于專業教研室。地質系為什么出名，就是碳酸鹽巖研究室出名；地質系為什么差，就是石油地質專業教研室比較差。為什么差？因為石油地質缺少一個高水平領軍人物，要是有的話，我們地質系還要更好一些。開發的專業教研室很強，機械也是這樣，所以發展得就比較好。一個系，一定要專業教研室很強才可以，我們就是專業教研室弱了一點。

侯：石油地質以前有個領軍人物，就是李知羽，文化大革命時被迫害自殺了。他是我國第一批蘇聯專家培養畢業的研究生，25歲就當石油出版社的俄文和英文石油譯叢主編，可惜了。李知羽一去世，我們就缺少領軍人物。一個系也好，一個學校也好，不是多建大樓，要大師啊！

陳：兩位老師能否給我們講述一下勘探與開發的關系？

侯：勘探開發是一個程序和一套系統。在石油系統，第一步就是要找到油，然后再開發；投產以后是開發階段，還要打開發井，開發井還是要由搞地質的來定，只有井打下去之后，怎么采油采氣才是開發的事情。地質和開發是沒法分開的，實際上應該互相滲透、互相學習。張永一、張紹槐他們特別重視把地質和開發“捆綁”在一起，當年我們地質和開發系的老教師經常在一起切磋學術和生產上的問題。

陳：石油工程是一流學科，現在我們地質系的老師要怎么發揮我們的優良傳統呢？

方：我個人感覺，我校地質系總是不能抱成一個團，靠一兩個人是撐不起一個學院的。四川某大學原來有一個沉積巖研究院，我們碳酸鹽巖搞得轟轟烈烈的時候，他們什么東西都還沒有，在油田也沒有什么影響力。可他們就有這個能耐去拿到大課題，然后分到各個單位做，課題大了之后，慢慢地在油田上的影響就大，真的是后起之秀。

現在學校建設一流學科，雖然我們已退休多年了，但仍然很關心學校。地質與開發是不可能分開的，希望學校發揚我校優良傳統，希望地質學科的同志們做出更大成績。

國家教委、中國石油天然氣總公司給方少仙頒發的獎牌

 

侯方浩教授獲得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稱號

方少仙教授獲得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稱號

 

【人物簡介】

方少仙，女，中共黨員，教授，1932年生，江蘇鎮江市人。1955畢業于南京大學地質學系，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先后執教于北京石油學院和西南石油大學，主要從事礦物巖石、晶體光學、沉積巖石學、油氣儲層地質學的教學和科研工作，培養了數十名研究生。曾任石油部部級碳酸鹽巖研究室主任，石油地質系主任等職，先后兼任中國地質學會，中國石油學會沉積專業委員會委員，國際地科聯全球沉積研究計劃（GSGP）中國委員等職。負責和參加“中國南方泥盆、石巖系沉積環境與相研究”等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部級重大科技攻關項目和“九五”國家重點科技攻關項目等課題。出版《石油天然氣儲層地質學》、《沉積巖石學》、《百色盆地第三系儲層研究》等教材和專著七部，發表中英文論文70篇以上。多次榮獲石油部科技進步一、二、三等獎和國家教委二等獎，先后當選四川省女能人、總公司有突出貢獻科技專家。曾先后被聘為石油地質研究所、長慶油田、塔里木油田專家和技術顧問。

侯方浩，男，教授，1930年6月生，浙江杭州市人。1955年畢業于南京大學地質學系。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先后在原北京石油學院、西南石油學院（大學）任教，主要從事礦物巖石、晶體光學、沉積巖石學、油氣儲層地質學的教學和科研工作，培養了數十名研究生。曾任西南石油大學油氣藏地質及開發工程國家重點實驗室教授、專家組成員，中國石油北京勘探開發研究院博士生導師，重慶科技學院兼職教授。1979年籌建原石油部碳酸鹽巖重點實驗室等。代表作《石油天然氣儲層地質學》（合作），專著《中國油氣研究圖集：沉積構造》等，發表“西南地區上古生界海相碳酸鹽巖沉積相模式及其含油氣性研究”等論文近90篇。多次獲得石油部科技進步一、二、三等獎和國家教委二等獎，先后當選南充地區優秀教師、國務院“全國優秀歸僑僑眷知識分子。曾先后被聘為石油地質研究所、長慶油田、塔里木油田、青海油田專家和技術顧問。

（本文已經方少仙教授、侯方浩教授審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