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17年5月17日15:00——18:00
地點：學校校史館
人物：崔汝樑副院長
訪談人：陳建
影像：曹剛 張魁武
文字整理：肖玉
文稿撰寫：陳建
文稿審核：姚明淑
陳：崔院長，學校檔案館目前正在開展“石大記憶”項目的采訪工作，推出這個項目的目的是想搶救學校的文化記憶，留下石大歷史的親歷者和見證人的記憶，我們想就下面幾個問題向您進行詳細了解，請您與我們分享。
組織讓我到哪就到哪
陳：您1952年從天津津沽大學企業管理系畢業后分配到燃料工業部石油總局基建司企業管理處工作，1958年8月調到我校。從中央機關到地方，是組織分配，還是您自己要求來的？
崔：這個說來話長了。畢業時，我們班幾十個人，據我回憶，就我分配到中央機關了，其他同學都分到玉門等基層廠礦去了，這是我自己沒想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國家民用，尤其是軍事上對石油要求很高很強烈，西方國家對咱們采取封鎖，石油很短缺。除了毛主席、周總理，對石油最重視最關心的是彭老總，部隊很需要石油。1955年成立了石油部，中央很重視，就把李聚奎上將調到石油部當第一任部長，周文龍中將當副部長，馬載任石油工業基建司司長。為了培養石油工業干部，1953年成立了北京石油學院，把清華大學的石油化工系和天津大學的石油化工系調入，在這個基礎上成立了北京石油學院。到1958年，光北京一個學院培養還不夠，不能滿足石油工業發展的需要，中央又成立了四川石油學院和西安石油學院。四川石油學院就派馬載來當黨委書記兼院長，楊霖少將到西安石油學院任黨委書記兼院長。學校領導一般都是教育部任命的，他們二位是國務院任命的。馬載是黃埔軍校4期的學生，參加過北伐，解放戰爭初期就是中共熱河省委書記處書記。這是當時成立學校的大背景。
在石油部，馬載是司長，是我的頂頭上司。一天，馬載找我談：“老崔，部黨組已經決定成立四川石油學院，我去當書記兼院長。我想帶你去，你覺得怎么樣？”我隨口就說：“我是黨員，一切服從組織分配，讓干什么就干什么，讓到哪就到哪。”他說：“那就這么定了！”就這么一句話，我就來了。
找部里要人要錢要設備
陳：您的專長是經濟管理，建校之初您的主要工作是什么？
崔：我來了以后，一開始我當黨委秘書，但我覺得與我所學的專業差別太遠了，就跟馬載說我的專業不能丟。后來他就讓我搞基建，當時基建處處長是由副院長王禮庭兼任，我是基建處黨總支副書記，兼材料調配科科長。
雖說搞基建，但當時59年、60年非常艱苦，任務很重，學校第一個考慮的是人手缺乏，老師太少；還有就是沒有設備，教學設備、實驗設備都沒有，還需要建設資金啊。因為當時在部里我比較熟，所以馬載把我派到北京，要人要錢要設備。
首先從北京調了些老師，其中有張本奎跟任書泉，任書泉在北京規劃院，是清華的研究生；還有就是調北京石油學院58年的畢業生來當老師，有曹開勝、黃漢光、黃逸仁等，這是咱們學校教師的基礎。還有就是調來了一些干部，石油部基建司工程處的處長李直同志，是12級干部，李直同志業務很好，我們年輕人都很佩服他。馬載把李直也帶到學校來了，當教務處處長，沒兩年就提了副院長。
那時教育方針有一條：教育跟生產勞動相結合，馬載打電話給我，說能不能到石油建筑公司調一批老工人到學校來組建實習工廠。我一個小蘿卜頭，這個任務怎么完成呢？在部里的時候，教育司司長王志成對我印象不錯，我就去找王司長想辦法。說，雖然我已經調到四川石油學院了，但還是在石油系統，學校現在需要石油公司支援一批技術熟練工人。王司長就給我寫了一封信，把我作為石油部的人派到石油公司去調人。這樣到北京和東北的石油建筑安裝公司調了一批老工人，有35個，都是五級以上的老工人，就這樣建立了學校金工廠。但是后來因為氣候生活不習慣，大部分又都回去了。
在投資上，中央很支持石油工業的發展，所以學校去要錢要設備部里很支持，表態說：你需要多少錢，只要提出計劃，能夠完成，我們就批。投資毫無問題，實際上是要來了投資完不成，困難時期，基建上不去，確實很讓人頭痛。
改革破題后勤先行
陳：1979年，在您的主持下，實行了學校食堂半企業化管理，這在當時是非常大膽的改革。這次改革順利嗎？
崔：“文革”結束后，把我提到總務處當副處長、代理處長。當時食堂是吃大鍋飯，做好做壞一個樣，飯菜品種少、味道差、質量不高，師生員工意見很大。我經過調研，在處里的幾個同志的支持下，我們開始試行食堂半企業化管理，主要是打破鐵飯碗，實行半獨立核算，飯菜要多樣化、要計算成本，可以適當有點利潤，質量提高了可以適當發獎金，以激發食堂方面的積極性，發揮食堂廚師和管理人員的積極性。
但阻力很大。主要是食堂的科長、管理員首先就不同意，認為這樣做是把他們從學校分出去作為獨立核算的企業，就不是學校的職工了。實際上這是誤解，之所以叫半企業化，并不是要把食堂的職工排除出去，食堂還是學校一個輔助部門，辦好食堂對食堂員工也有好處。為什么叫半核算？食堂職工的工資由學校發，水電也不在核算單位之內，最終目的是把食堂辦好，使教職工滿意。這樣一說就通了。
陳：隨后，您又對學院車隊、基建工作進行了改革，這也是難啃的硬骨頭，請給我們講述一下。
崔：那時候還實行的是計劃經濟，一切都按國家計劃安排，基本建設施工是由省建委安排。建校時學院基建工程量很大，雖然資金沒問題，但是省建筑公司只來一個工程隊，雖然施工設備好，但施工力量弱，教學樓、宿舍和其它教學科研生活設施施工進度都很慢，基建設計也很慢，滿足不了學校基本建設需求，教學樓、實驗室、老師和學生宿舍、澡堂……都遲遲建不起來，師生員工不滿意，我和基建處都很著急，這樣不行啊。我們就一起研究能不能引進更多公司，包括設計和施工都要引入。我們跟市建設局一商量，他們很高興，很愿意來，這樣就引進了市建筑公司。還有一個設計問題，原來是一個單位包下來，設計的時間、設計費等都是人家說了算。按照引入施工單位這個路子，后來又引入了西南設計院、重慶設計院，還有本校設計組也參與進來了。雖然那個時候還沒“競爭”這個說法，但這樣一來，無形中就形成競爭機制了。但是，為了保證質量，教學樓等大工程，還是由省建筑公司來建，宿舍等生活設施由市建筑公司建。在計劃經濟時代，這樣做還是有很大風險的，省建委對我們還很有意見，但我們著急啊，引進競爭的目的主要是學校工程需要。
還有就是車隊。開始部里給了學院3輛車，后來因運輸需要，四川高教局又分了1輛，一共4輛解放牌卡車；小車只有美國的威尼斯吉普，石志剛調來以后多了1輛華沙牌轎車。當時車隊人員比較復雜，人心也不齊，不好搞，困難大。但運輸任務很重，維修任務尤其重，到外面修車花錢太多，因此汽車隊成立了一個汽車修理組，賀一先當組長，那是一個“老黃牛”啊，我很佩服他。那時鐵飯碗大鍋飯，大家的積極性不高，光賀一先一個人積極也不行啊。于是，車隊的工作就從修車入手搞，我作了一些調查研究，借鑒食堂改革經驗制定了一些規章制度，重點是要發揮修理工的修理積極性和司機保護車的積極性，實行干好干壞不一樣。當然做這些事，首先要得到黨委領導支持，取得到班子共識，得到下面職工的認可才能實施。
“蜂窩煤與水電”之民生大計
1980年的時候很困難，很多老同志跟我說，燃料很缺乏，大冬天都在外面找樹葉等作燃料，或是到煉油廠買油渣作燃料（污染很大）。后來慢慢地學校車隊到煤礦拉的煤分出一部分賣給教職工。但教職工們把煤挑回家，還要到處找黃泥和到煤里做成煤餅，要曬干了才能用，很麻煩，時間花的多，勞動強度也很大。教職工的生活困難得解決啊，學院領導班子很重視這件事，曹開勝和我商量，這事兒首先得做。那時我剛當副院長，分管基建，我和總務處、基建處協商，從基建上提出計劃，買了一套蜂窩煤機，在小賣部那個地方自己打蜂窩煤給教職工作燃料。
在我剛剛任副院長時，咱們學校的水電很成問題，一個星期要停兩三天電，這個問題怎么解決？經過努力，咱們學校搞了個特殊化：開了雙電源，一個工業電源、一個是學校自己的專線電源。還有一個水源問題，學校用的水是煉油廠的水，污染很嚴重。那時正好機械系工民建專業分了兩個畢業生，一個是袁祥忠，學建筑的，本來是準備留校當教師的，我就跟黨委匯報說基建正需要人，最后把他留在基建處當了技術員。另外袁祥忠有個同學叫曹規模,是重慶建工學院學供水工程的，我們正好需要，也要到基建了。我給他們的第一個任務就是給學校設計個自來水廠，保證水的質量和教職工健康，他們答應了。不久以后我們自己搞了個自來水廠，開了兩個水源，解決了供水問題。南充那個自來水廠現在還在。
這是我在學院領導任上辦的兩件大事，解決了當時全院教職工的生活困難。另外，我還分管學校的財務工作，嚴格按照中央和財政部的財務管理規章制度辦事，并接受銀行的監督。我們學校的基建財務工作，還得到了南充市建設銀行的肯定和好評。
中國石油天然氣總公司為崔汝樑同志頒發的紀念牌
艱苦歲月中的溫暖記憶
陳：您來校后主要從事經濟管理工作，您在管理工作中影響最為深遠的事情能不能與我們分享一下？
崔：印象最深的第一件事是馬載對干部要求嚴，對處級以上干部要求特別嚴，那是真嚴，一點情面都不講！記得我當時任材料調配科科長，管汽車隊。一天早上，馬院長一大早就到了車隊，馬載從來上班都很早，有時一大早就到基層單位轉。他看見有個輪胎擺在車隊院子里，沒有進庫，就把我叫來，當著眾人問我是怎么回事，我紅著臉，只有承認錯誤啊。還有一次，馬院長當著我們面批評一位副院長，說領導干部不帶好頭，怎么帶好隊伍？確實馬院長身上的這些優良作風對我們那一批干部的影響都很大。
第二件是我校艱苦奮斗的精神。我們是沒有學校就先招學生，邊勞動邊建校，那是真艱苦啊！領導、老師、學生都艱苦。有一次，馬院長生病了，老爺子已經五六十歲了，發高燒。辦公室工作人員，一個小女孩，到食堂給師傅說了情況，給馬院長下了一碗面條，臥了一個雞蛋給他端過去了，他硬是不吃，硬是給食堂端回去了。雖然艱苦，可這種精神培養了一大批人才， 58級就出了很多人才，包括羅平亞等。企業一直很喜歡我們的學生。
還有一件事印象非常深刻。有一天馬載問馬德坤等青年老師平常都干什么，馬德坤說，白天除了勞動，就是備課上課，晚上是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太枯燥。馬載聽了哈哈大笑，說這個意見提得好。很快學校就有了露天電影、舞會，還組織起了文工團。立說立改，沒啥含糊，這就是我們學校。
后來馬載調回北京了，仍然很關心學校青年教師的成長，一見到學校的老師總要問起某某青年教師現在怎么樣。
采訪現場副廳級調研員何沙與崔汝樑副院長交流
【人物簡介】
崔汝樑，男，高級經濟師。1952年畢業于天津津沽大學企業管理系，1952年至1959年在石油部基建處工作，1958年8月調入西南石油學院，1992年退休。歷任西南石油學院基建處科長、計劃財務科科長、總務處處長、副院長、院工會主席等職，曾任四川省石油學會經濟委員會副主任、石油工業部企業管理協會理事、南充地區經濟協會顧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