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太原街頭的吉兆

二、收容所何時關門

三、王家灣的今昔

四、在民族英雄謝子長的家鄉

五、訪《東方紅》歌手李有源老家

六、難兄難弟都有了希望

七 、在貧困的死亡線上

一　太原街頭的吉兆

　　1980年3月中，正是北國大地春意萌發、冰雪消融的季節，我們從北京坐火車到山西省太原市，開始了為期近半年的黃土高原農村調查。

　　我們來到太原街頭，首先去看那一家家飯店。

　　性急的朋友也許要問：太原的飯店同黃土高原有什么相干?

　　說穿了未免令人沮喪：我們的用意，不是別的，就是想看看眼下要飯的人還多不多!

　　前些年，在外地人的印象中，山西是個“出經驗不出糧食”的地方。這個印象因何而起，是否符合實際，我們未去深究。但在“學大寨運動”搞得最熱鬧的那些年，太原街頭要飯的人成群結隊，卻是我們曾經耳聞目睹的事實。那幾年，我們每次到太原，隨便到街上轉轉，都碰見不少沿街乞討的農民，有的要錢，有的要糧票，飯店更是他們頻頻光顧之所。只要你買的飯菜一上桌，光屁股的孩子，衣衫襤褸的婦女，白發蒼蒼的老人，拄著拐棍的殘廢人，就會把一只只掉了瓷的飯碗、茶杯或是廢罐頭盒伸到你的面前，用各種不同的凄慘的音調哀求，“可憐可憐吧”，“給半塊饃吧”，“給一勺面條吧”。有的則默默地把一只又黑又臟的手擱在你的碗邊，不給他一點決不縮手。面對這種情景，有幾個人能堅持把飯吃完呢!而當你一離桌，乞食者立刻就會撲上去爭奪剩菜殘飯，吃了不算，還要用舌頭把那盛菜的盤子舔過來舔過去，直舔到上面不剩一點油漬為止，叫人見了真是痛心。

　　這些要飯的人是從哪里來的?大多是從太原西邊的呂梁山上來的。如果你一一細問他們是山里哪個縣的，多數又會回答你：臨縣。

　　呂梁山，山西人稱它為“西山”，古稱“骨脊山”。因為它峰巔相連，形似脊骨，后人以兩骨相連處頗像兩口相對，如一個“呂”字，故易名為呂梁山，并成為晉西群山的總稱。在戰爭年代，呂梁山是座英雄的山，在我們黨的歷史上占有光輝的一頁。1937年“盧溝橋事變”發生后，賀龍同志率領八路軍一二〇師沿北同蒲路挺進晉西北，開創了晉綏邊區抗日根據地，這呂梁山區就是晉綏邊區的一部分。在八年抗戰中，英雄的呂梁兒女在此抗擊了日偽的上萬次進攻，殲滅了十余萬敵人，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立下了不朽的功績。

　　可是，就在這塊紅色的土地上，在全國解放三十年之后，不少農民的生活卻反而不如賀老總在這里的時候了。呂梁地區總共十三個縣，山上九個縣，一百四十七萬人，山下四個縣，一百零三萬人。在“四人幫”禍國殃民達到頂峰的1976年，糧食總產不到十二億斤，人均占有糧食只有四百多斤，口糧僅二百來斤，人均分配收入四十三元。最窮的臨縣，從1958年到1979年的二十二年中，每個農民平均每年從集體分得的收入，達到和超過四十元的，僅有三年，其余十九年都在四十元以下，最低的1976年僅有二十一元八角，平均一天才六分錢。就算達到了四十元吧，一天也不過一角一分錢。一角一分錢，在北京還買不了兩個一兩糧票的芝麻醬燒餅，怎能維持住一天的生計呢?于是姑娘們一批批遠嫁他鄉，年輕媳婦離家出走另找婆家，大量人口外流乞討謀生，也就成為不可避免的事情。臨縣縣委書記劉乃柱過去曾告訴過我們：這個縣有的年頭，有統計的外流人口達一萬三四千人，沒有統計的，就說不清了。他們往哪里去?自然是就近奔太原這個大城市了，人多的地方好要飯嘛。久而久之，太原街頭要飯人數的多寡，就像溫度計那樣，成了人們觀察山西地區農村形勢好壞的一只“表”了。我們所以要從太原街頭開始作調查，原由也就在這里。

　　3月25日11點鐘，飯館中午營業高峰快到了，我們從新華社山西分社出發，一直往北走，先看了并州路東、西商場附近的飯店，再轉到五一廣場旁的大飯店——晉陽飯店，然后又轉入太原最繁華的街道——柳巷、橋頭街，那里有有名的上海飯店，以及許多小飯店。到午后1點為止，我們一共串了十四家飯店。發現了多少討飯的呢?出乎我們的預料，一共只有九個。經過一一詢問，這九人中，有三個是外省人，一個是為打官司來的，兩個是想來找活干沒有找著。另外六個人中，一個是太原城里的孤老頭，在上海飯店要吃的兩個十四五歲的娃娃是西山柳林縣的，還有三個雖說也是從西山來的，卻并非專來要飯，目的是來上訪打官司的。他們見我們打聽這打聽那，還以為我們是“官方”的私訪人員，馬上就想同我們談他們的案情。看來，只要上訪有結果，他們不會再久留太原。令人又喜又驚的是，在這兩個小時的“飯店調查”中，來自臨縣的要飯人一個都沒有碰到。

 

　　十四家飯店里只有九個要飯的，而且純粹要飯的西山人只有兩個娃娃，這可是近十多年來的最低的紀錄。它使我們預感到：黃土高原上的形勢已經向好的方向轉了，饑餓的歲月也許就此到頭了。

 

二、收容所何時關門

　　我們從太原西行到呂梁山區，一路經過離石、臨縣、興縣、保德諸縣，再西渡黃河到陜北的府谷、神木、榆林，又沿咸榆公路南下延安，一路上都用逛街頭、串飯店的辦法去看農村形勢，結果都證明在太原街頭產生的那個預感確是個好兆頭。一般縣城里都只有一兩個、兩三個要飯的，而且都是老弱病殘。其中延安市的變化，尤為引人注目。

　　1974年夏天，我們曾經訪問過延安。當時，延安街頭討飯人數之多，情景之慘，給我們留下了痛心徹骨的印象。記得那次我們在東關附近的一家食堂觀察了半小時，就看到十七個討飯的。在另一家食堂門口，坐著一個瞎眼老漢，手里端著一只飯碗，不住有氣無力地哀告，“行行好吧，行行好吧”。這個老漢名叫劉玉發，是延安市姚店公社紙坊生產隊的人，是個五保戶，已經七十五歲了。年前隊里照顧他一百五十斤原糧，早已吃完，只好流落在街頭。三伏天，他下身還穿著去年冬季國家救濟的一件舊黃軍棉褲。緊挨著老漢還坐著一位雙手殘廢的中年人，聽劉老漢向我們訴說苦情，同病相憐，兩眼珠淚滾滾。這些人白天沿街乞討，晚上就露宿在街道兩旁的屋檐下。一天夜間，我們到清涼山上原延安解放日報社門口轉了一趟，只見大門兩側的人行道上，橫七豎八地睡著五十多個要飯的人。幸而時屆盛夏，要在嚴冬那該是何等的悲慘!

　　可是，沿街乞討、露宿街頭也不是可以“自由自在”的。延安是革命圣地，前些年來此觀瞻的外賓很多，叫他們看見了豈不丟盡臉面!因此之故，每逢外賓到來之前，公安人員都要一齊出動，將流落街頭的討飯人收容攏來，集中到寶塔山下的收容所里，再遣返回去。為了防止討飯人逃跑，每次遣返都包的是轎車。可是，這又有什么用呢?一到中途休息或吃飯，車剛一停，年輕人和大一點的孩子便紛紛從窗口鉆出逃跑了，以至遣返的汽車還沒有回來，這些人已經再次在延安街頭出現了。即使原來的全部遣返回去了，新的要飯者又會接踵到來。這使市公安局和民政局傷透了腦筋，不遣返吧，實在有礙觀瞻，遣返吧，又沒完沒了。他們說，為了遣返，有的討飯的還同公安人員頂嘴，說毛主席、共產黨哪一條政策規定不準要飯，沒有糧吃就該在家里等著餓死嗎?問得公安人員無言可答。

　　要飯的人遣返不完，是因為農村里頭實在沒有糧了。據地委的同志講，當時延安地區有三分之一農民吃糠，還有一部分農民連糠也吃不上了。各縣糧食加工廠的麩皮、谷殼大部分返銷了回去，有的頂獎勵糧，大部分當“口糧”，不算糧食指標。糧食部門還作了臨時規定：一斤糧可以換麩皮一斤半，或玉米皮五斤，或高粱皮五斤，或谷皮六斤。有些社員便拿國家的返銷糧去換一部分麩皮和谷皮，但這也并不能敞開換，要走后門才行。什么門路也沒有的農民，在吃光了糠菜之后，就只得外出流浪了。

　　這一次，我們再訪延安，情況大為好轉了。6月13日下午，我們在延安街頭串了八家飯店和十幾個飯攤，一共只遇到八個要飯的。在寶塔山下的收容所里，所長高正謙告訴我們，粉碎“四人幫”以來，收容人數在與年俱減：1977年1至4月，共收容了四千五百一十九人次；1978年同期收容了三千六百零九人次；去年同期減少到二千七百三十八人次；今年同期，又減少到二百二十多人次。

　　收容人數的急劇下降，表明陜北的農民已經從貧困饑餓的“深溝”里，開始往上爬了。翻翻延安、榆林兩地的糧食分配賬，也真是這樣。1973年，延安地區社員的口糧，包括自留地糧食在內，平均原糧三百二十九斤，有的縣平均只有二百五十斤，折合細糧不足二百斤。榆林地區比延安地區還要少。而1979年，僅從集體分得的口糧，延安地區人均達到了四百三十六斤半，榆林地區也達到了四百二十斤，比上年增加了三十二斤。在兩地的二十六個縣、市中，人均口糧超過五百斤的有七個，四百斤至五百斤的有十個，三百六十斤至四百斤的有三個，三百六十斤以下的只有六個了。以核算單位計，兩地三萬零七十二個單位中，人均口糧在五百斤以上的占百分之二十二，四百斤至五百斤的占百分之二十三點四，三百斤至四百斤的占百分之三十一點一，三百斤以下的占百分之二十三點五。從這些數字中可以看出陜北三百五十萬農民目前的吃飯水平大體是，四分之一吃飽有余，四分之一可以吃飽，四分之一半饑半飽，還有四分之一仍要靠國家救濟。不過，由于糧食市場開放了，“小自由”多了，即使是最困難的四分之一，國家給一點，自留地上弄一點，集市上換一點，再兌上點糠菜，也能熬過去了。農民們都說，今年莊稼長勢好，豐收有望，明年的日子會更好過了。

　　陜北，尤其是延安，是舉世矚目之地。這里要飯的大大減少了的消息傳到省城，傳到北京，傳到關心它的人們的耳朵里，人人皆感興奮。作為時代腳印的記錄者，我們的心情更是抑制不住的激動。然而，激動之余，心里又有一種說不出的滋味：在新中國成立后的第三十一個年頭，我們還要把要飯人數的多寡當做一把尺子，去衡量農村形勢的好壞，這是多么令人心酸的標準呵!三十年，在歷史的長河中雖然只不過是短短的一瞬，但對我們這一代人來說，畢竟是半輩子過去了，我們該怎樣實事求是地總結這三十年的經驗教訓呢?還要多長時間，作為我們這一代人的恥辱的象征——寶塔山下的那個收容所，才能徹底關門大吉呢?

三、王家灣的今昔

　　我們在延安訪問期間，地委正在開北部七縣縣委書記會議，研究如何加快改變窮社面貌問題。

　　這里普遍都窮，為何又單獨提出“窮社”問題?他們所指的“窮社”是什么概念?經過介紹，才知道1979年全地區人均收入在四十元以下、人均口糧在三百斤以下的隊，百分之九十左右集中在北部的吳旗、志丹、安塞、延安、子長、延長、延川等七個縣。在這七個縣的一百零四個公社中，又有三十六個公社(吳旗五個，志丹五個，安塞六個，子長七個，延川五個，延安六個，延長二個)，共二千四百五十三個隊、二十七萬七千多人，從合作化以來基本沒有過過好日子，在饑寒交迫中掙扎了二十來年。這次的縣委書記會，重點就是研究這三十六個“窮中之窮”的問題。

　　那些地方到底窮到了什么地步?眼前過的是什么日子?我們決定挑幾個看一看。

　　第一個目標是安塞縣的王家灣公社。所以選中它，是因為這個公社的所在地——王家灣大隊，曾是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等同志在1947年率領“昆侖縱隊”(中央機關的代號)轉戰陜北途中，除米脂縣楊家溝外居住時間最長的地方。從4月13日到6月9日，一共住了五十八天。過去，我們曾聽幾位當年“昆侖縱隊”四大隊——新華社的工作班子——的隊員講起過，著名的蟠龍戰役，就是毛主席在王家灣的一個窯洞里運籌指揮的，周恩來同志曾在那兒向西北局發過指示：戰爭歲月中仍然要注意減輕人民負擔……

　　我們從延安驅車出發，沿著延河旁的公路北行不到一小時，就到了安塞縣城真武洞。由此往北，延河河谷漸漸狹窄起來，兩旁懸崖壁立，怪石嶙峋，公路就在懸崖的半腰中盤來盤去。約摸又過了一小時，汽車順著延河的一條支流往右手一拐，迎面就是一座巍然聳立的高山。當汽車吃力地從溝底爬上山頂時，放眼望去，只見萬千群山，一座挨一座，無窮無盡，恰似黃海上層層疊疊的浪濤。司機同志說，這就是當年劉志丹、謝子長帶領農民“鬧紅”的橫山。從剛才經過的山腳下的坪橋公社到王家灣，過去只有一條羊腸小道可通，來回一趟，至少要四天。腳底下的這條土公路，是1974年才修通的，不過一下雨，還是走不成。這時，我們才意識到，當年毛主席、黨中央轉戰來到此地該是多么的艱辛，而這地方對于打“蘑菇戰”又是多么的有利，難怪胡宗南手下的劉戡一到此地就被拖得暈頭轉向了。沒有人民的支持和保護，誰能在這千山萬壑中立腳呢!

　　在群山的峰巔上千旋百轉了兩個小時，終于到了王家灣。從一個城堡似的紅石山頭往下眺望，只見三座山峰腳下夾著一塊在這一帶難得找見的幾畝地大小的谷地。一條名叫雙羊河的小河從谷地中間穿過，河邊長著兩排老柳樹，細長的枝條輕拂著水面。河岸兩邊，各有幾排瓦房，圍墻雪白耀眼——這是新蓋的公社糧庫和公社機關。公社背后的山坡上，錯錯落落現出上下幾層窯洞。粗粗一看，王家灣不失為一個秀麗的山村。

　　然而，聽了公社副書記雷步升的介紹，我們的心情一下子沉重起來。在毛主席離開這里三十三年后的今天，這里竟然是這樣的貧困：1979年，全社五千一百八十九人，平均每人只從集體分到口糧三百一十五斤，收入三十二元六角九分，人均現金才一元六角一分。當年毛主席居住過的王家灣村，現在分作上、下兩隊，上隊去年人均口糧三百七十斤，收入三十四元；下隊人均口糧三百三十八斤，收入二十九元三角。據他們說，這還是近十年來最好的光景。

　　午后1點，正是社員吃晌午飯的時候，我們去拜訪了當年接待過毛主席的王家灣行政村代表主任、現任公社黨委委員高文秀。這位1935年入黨的老黨員，如今已經七十二歲，老伴已去世，全家現有十一口，四代同堂，有兒子、兒媳，三個孫子、兩個孫媳，三個重孫子，分了兩家。我們先看了看他兒子住的窯洞，大小幾口正在吃飯，但是不同年齡的人飯都不一樣：最小的吃面疙瘩湯，大一點的吃“渣渣飯”(一種把高粱連皮和苦菜一起煮成的又苦又澀的飯)，大人吃糠拌苦菜。窯洞里除了一盤炕，一個鍋臺，幾只缸罐外，空空蕩蕩。揭開缸蓋一看，大部空空，只有一只缸里還有一點高粱，鍋臺上還剩半盆面。

　　走到上一層的窯洞里，只見一個干瘦如柴的老頭，縮著脖子斜靠在炕壁上。公社副書記老雷說，他就是高文秀老漢，已臥病不起多時了。我們打量了一下，炕上還算有一片爛氈，角上堆著兩條破被。其余也就一無所有了。一個入黨四十五年的老人，晚景如此凄涼，我們一時語塞鼻酸，說不出話來。還是高老漢首先開口，問我們從何處來。一聽說我們是北京新華社派來的記者，老淚就順著臉上的皺紋淌下來，哽咽著說：好，好，難為你們還惦記著俺們……

　　在一陣沉默之后，我們問老人：這些年日子過得咋樣?他無力地搖了搖頭，一聲長長的“唉——”停了一陣才說：“不瞞你同志，已經餓了十好幾年啦。去年還算好，一口人分了三百來斤糧，自留地上一人又弄來四五十斤，餓是餓不死了，比前些年吃樹葉的日子好過些了。”

　　說到這里，老漢又痛苦得說不出話來。老雷在一旁代為敘述：最困難的，要算1973年到1976年的那幾年，一口人一百來斤口糧，不到過年早就光了，靠糠和谷殼、麩子對付到開春。苦菜剛一露頭，就挖得吃了。苜蓿成了主要食物，根本舍不得喂牲口。苜蓿吃光了，就只得打樹葉充饑，槐樹花葉、檸條花、枸杞葉子、臭椿葉子都摘來煮著吃。有的社員實在餓得不行了，只好去偷蕎麥葉子。家里凡能變賣的東西，都換了糧吃，好多人家還經常斷鹽。差不多的人都是面黃肌瘦。吃了樹葉，拉的屎帶血，自己都不敢看一眼……

　　這些情景，實在太慘了。為了不再刺激臥病的高老漢，我們趕緊改變話題，問起當年毛主席來到王家灣的情景。這一問，老人忽然張大了模糊的淚眼，閃出了感奮的神色，說：“那時候好啊，比現在好多啦。”接著，他慢慢拉開話匣，回憶起當年的情景：

　　“1947年4月13日后晌，來了一支俺們的部隊，大約三百來人。俺那會當代表主任，有幾個軍人就來找俺，說部隊要在這里住幾天，看看有啥困難?俺說吃的糧沒麻達(不缺的意思)，酸菜也有，就是你們牲口多，草料怕供不上。一位被大家叫羅大隊長(后來才知道他是羅青長同志)的說：只要有米有菜就行，柴草我們自己解決。后來，部隊一住住了五十八天。頭二十多天，部隊就吃自己帶來的一點米和俺們籌的糧，等到5月初蟠龍鎮打下了，大部隊才送來了洋面。那會子王家灣村十七戶人家，一百多口人，能容下這么多人吃飯，你們想，要是俺們沒有余糧咋能成?就說俺家，那會八口人，在村里是窮戶，一年也要打十四五石糧，洋芋還不算在內，腌的酸菜，曬的干瓜片、干紅豆角也吃不完。

　　“毛主席、周總理、任弼時同志那年就住在薛如憲老漢家的大窯里。起先俺們只知道住的是大首長，不知是誰，后來，被俺村薛富榮老漢認出來了。他在瓦窯堡開會時見過毛主席。那會毛主席可操心咋了，每天等雞叫了他才睡下。他的伙房就設在俺家窯洞里，吃的和俺們一樣。周總理還給我們作過報告。春耕時節，部隊戰士們還幫助俺們犁地。每回打了勝仗，就開聯歡會，演‘兄妹開荒’、‘夫妻識字’、‘母子放哨’，紅火紅火的。”

　　從高文秀老漢的回憶中，我們明顯地感到，現在的王家灣真是不如三十多年前了。第二天，我們冒著蒙蒙細雨，訪問了當年跟隨中央機關的新華社副總編輯范長江等同志住過的地方——王家灣大隊高川生產隊之后，這種感覺越發強烈了。

　　高川生產隊離王家灣約摸三里地，由于有一點溝臺地，在王家灣公社算是最富的隊了。我們找到范長江同志當年住的高長生家時，果見比高文秀家要好得多，炕上鋪的白氈，被褥、穿著也較干凈，吃的飯也好一點。但是高長生老漢一談起來，還是流露著對老邊區生活的無限懷戀。他說：當年俺家一共八口人，有兩頭牛，三頭驢，一百多只羊，兩頭肥豬一群雞，一年打五六十石糧食，平均一人二千多斤，咋也吃不完。老范他們來的時候，俺家光余糧就存了三十石(一萬多斤)，腌的酸萊四五大缸。養羊多，抓的羊毛也多，除了賣錢，就搟氈、織毛衣、毛褲、毛襪，打毛口袋，縫老羊皮襖，穿得暖烘烘。還時常用糧換布，三升米換一尺老布。肉也多，老歷六月六、七月十五、八月十五、九月九，都要宰幾頭羊，過年時宰的更多，腌豬肉要吃到老歷五月。等到六月六，就吃“新麥泡羊肉”了。

　　一說到眼前，高長生就皺了眉頭。他說：1979年，俺家六口人，從隊里分到一千八百斤糧，自留地打六百斤，總共二千四百斤，一人四百斤。這算是這幾年分得最多的了。羊，被割尾巴割光了，“四人幫”搗亂最厲害的1976年，只剩下了一只，現在雖有六只了，還不及當年一個零頭。打從“文化大革命”以來，就沒分到過現錢。他說，比起王家灣，我們日子還算好，要是跟老邊區時比，遠遠比不上。

　　回到公社，碰見王家灣大隊的黨支部書記。他又給我們提供了一個今不如昔的對比材料：當年王家灣村家家有一至三頭驢，全村有三十六頭牛，四百多只羊，現在毛驢死得差不多了，牛剩下了十七頭，羊只有二百來只，都比過去少了一半。幸虧去年開始政策放寬了，毛驢下放到戶了，其他牲口也包養到了戶，不然不得了。

　　一個對中國人民解放戰爭作出過貢獻的曾經是豐衣足食的山村，在三十三年后的今天，反而變得一貧如洗，這是多么觸目驚心的倒退!看來，王家灣要重新興旺起來，搞得好，也得三五年，要超過過去，更要花一番努力。但愿在經過這么長一段曲折的道路之后，王家灣能夠變得比老邊區時更加富裕。不然的話，我們還有什么資格來宣傳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呢?

 

四、在民族英雄謝子長的家鄉

　　王家灣公社的東鄰，就是民族英雄謝子長的家鄉——子長縣李家岔公社。

　　謝子長是劉志丹的親密戰友，陜甘寧革命根據地和陜北紅軍的創始人之一。他于1896年出生在李家岔公社棗樹坪生產隊，從小就同情窮人，富于正義感。青年時代在榆林中學讀書，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影響，即同劉志丹一道投筆從戎，進了黃埔軍校，并于192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8年，他同劉志丹一起領導渭華起義，成立西北工農革命軍，后任陜甘工農游擊隊總指揮，開辟了陜甘邊革命根據地。1932年，任西北革命委員會主席。1934年，他在反“圍剿”戰爭中負傷，次年1月病逝在家鄉，當時年僅三十九歲。

　　在謝子長的影響下，李家岔人民早在三十年代初就開始“鬧紅”，并成為陜北最早的根據地。謝子長犧牲后，陜甘邊區和中共陜北特委在現在的陽道峁大隊周家生產隊召開聯席會議，成立了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和西北工作委員會，推選了劉志丹同志任軍事委員會總指揮。1935年5月1日，紅二十六軍、二十七軍在李家岔勝利會師，使革命隊伍進一步壯大。中央紅軍到陜北后，于1939年8月，在現在的新莊墕大隊梨園堡生產隊召開了陜甘寧邊區工農兵代表大會，成立了陜北第一個蘇維埃政權，習仲勛同志當選為第一任主席。

　　革命戰爭年代，李家岔人民為民族解放事業作出過卓越貢獻和重大犧牲。謝子長一家除他之外，還有六位親人先后為革命獻出了生命。先后擔任紅二十六軍團長的謝紹安、李清彥、李澤明都是李家岔人，也全都為革命流盡了最后一滴血。犧牲在敵人槍林彈雨中的無名英雄，更是不計其數。李家岔的群眾還在十分困難的情況下，節衣縮食，送公糧，做軍鞋，抬擔架，支前方，為全國的早日解放，做出了最大努力。

　　可是，當我們來到這里訪問，所見所聞也和王家灣一樣，都是驚人的貧困!

　　在召開過陜甘邊區與陜北特委聯席會議的周家生產隊，我們看望了社員薛登恩家。他家七口人，原先有一孔舊窯，前些時候塌了，現在借住在人家的一孔窯里。進窯一看，炕上沒有氈，也沒有褥子，只有一張破破爛爛的炕席。趕來看熱鬧的一位社員有意點穿：“別看這張席這樣爛，連這還是別人借給他的呢!”炕上堆著三四床油膩膩的像破魚網似的爛被子——它們也是前些年國家救濟的。窯的一邊，并排放著五個缸，揭開一看，個個空空如也。灶臺上有大小兩口鍋，其中有一口煮著麻胡胡的東西。我們信口而出：“是喂豬的?”陪同來的生產隊長忙說：“哎，這是他家的飯哩。”看到我們驚訝的眼神，他又補充說：“他家向別人借了一千斤糧，早已吃完了。現在正等救濟，所以只能吃包谷皮煮苦苦菜。”我們這才注意到，鍋臺沿上果真放著半笸籮碾碎的包谷皮和一堆苦苦菜。

　　在這破窯洞里，唯一像樣的是一件晾著的粉紅色布襯衣。隊長看到我們的目光注視著它，又特為作了說明：“這件衣服是他十八歲的閨女偷空刨遠志根(中藥)，得了三塊錢，才買來的。這么大的閨女，沒有一件衣裳咋出門呢!”在交談中，薛登恩只是木然地看著我們，一聲未吭。這個家，全部家當折合起來，還不值三十塊錢，他還有什么好說呢!

　　在徐家砭大隊黃草灣生產隊和石灰岔大隊石灰岔生產隊，我們也走訪了幾戶社員。這幾戶人家雖然比薛登恩家要略好一點，至少還有一孔窯洞，被褥齊全，但擺設稍微整齊的人家，幾乎沒有。除了一戶工人家屬戶之外，別的戶，家當都超不過一百元。

　　當天晚上，當我們在公社辦公室昏暗的煤油燈下，聽了公社書記關于李家岔情況的全面介紹，對于這里的“赤貧”有了更深刻的印象。

　　李家岔公社二十六個大隊，一百三十二個生產隊三千三百八十一戶，一萬五千六百二十四人。這個公社地域廣闊，方圓四百一十二點五平方公里，相當于一個吳堡縣的地盤。平均每平方公里不到三十八人。耕地在冊面積是七萬四千八百畝，實際上卻接近二十萬畝，平均每人有十二畝多。按說，這么多的地，對發展農林牧各業都是十分有利的，解決吃穿問題，應當是不困難的。可實際卻相反。1970年至1979年這十年中，人均生產糧食，平均每年才四百二十斤，扣過籽種、飼料、農田基建補貼糧、大小隊干部和其他脫產人員的補貼糧，分給每人的口糧就只有二百來斤。加上國家十年內返銷的二百五十多萬斤，每人每年也不過增加十來斤，還是要吃糠咽菜去逃荒。1979年是中等年景，人均口糧也僅二百多斤，收入二十八元六角，災年景象也就可想而知了。

　　社員窮，集體家底也是空空。到1979年底，全社有固定資產一百零三萬五千元，人均六十六元(其中至少有百分之五十是靠國家的無償支援而添置起來的)，但欠國家貸款卻有七十九萬八千一百四十五元，人均五十一點九四元。如果除去國家支援的那部分，集體經濟實際上就徒有空名了。

　　生產的落后，也必然帶來交通、文教、衛生等方面的落后。這個公社二十六個大隊中，目前只有六個大隊可以常年通車，十三個大隊可以冬春通車，另外七個大隊至今還是“低頭羊腸道，抬頭巴掌天”，多少購買一點生產資料，都得靠人背驢馱回去。李家岔有個社辦煤礦，燃料照說不應成問題。可是西面和北面的十一個大隊，要翻山爬溝一百來里才能到煤礦，無法運煤，只得守著煤堆沒柴燒，仍然年年燒秸稈和雜草。這個公社雖然有七所中學(其中有二所還是八年制學校)、四十七所小學，可是由于經濟條件所限，小學五年普及率還不到百分之五十九。青壯年中文盲占百分之七八十，還新出現了四百五十六名“少年文盲”。李家岔設有地段醫院，有十五張病床。這在山區算是不錯的了，但是因為沒有錢，許多人小病拖成了大病。要有急病，更沒法子了。

　　離開李家岔公社的那天下午，我們特地到棗樹坪去瞻仰了謝子長烈士的墓。他的墓，只是普普通通的一個“土饅頭”，上面長滿了離離青草。我們站在墓前默立良久，思緒萬千。烈士犧牲之前，曾經深情注目他家鄉四圍的黃土山，期待它們變成滿眼蒼翠，開出幸福之花。可是近半個世紀過去了，他的理想仍然沒有變成現實。現在可以告慰子長同志的是：寒冬已經過去了，富裕之花有希望盛開在你的家鄉了。 

五、訪《東方紅》歌手李有源老家

　　在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從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到地方人民廣播電臺，天天早上一開播，開始曲都是《東方紅》。每天早晚的新聞聯播，一開始也是放《東方紅》。“文革”中開各種會，人們作“早請示”、“晚匯報”(“文革”中一種搞個人迷信的儀式)，一開始也是先唱：“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他為人民謀幸福，呼爾咳呀!他是人民大救星……”這首《東方紅》，最早就是由陜西佳縣(即葭縣)的民歌手李有源在1942年唱出來的。他因此成為全國有名的民間歌手。

　　佳縣是陜甘寧革命老根據地，古時為作戰的安全，縣城建在了一個山頂上，縣城的東邊山腳下就是黃河，因而易守難攻，民間有“鐵佳縣”之稱。1947年毛澤東、周恩來領導兩萬多中國人民解放軍打敗國民黨將軍胡宗南指揮的二十多萬軍隊對陜北的進攻以后，就是從這個縣東渡黃河經山西到河北平山縣西柏坡去迎接全國解放戰爭的勝利的。

　　我們到佳縣時，正趕上這個縣的白云山趕廟會。白云山有個有名的道觀，歷史上香火很旺，我們在縣委里看見過明朝萬歷皇帝表彰它的圣旨。“文化大革命”中，觀里的石雕像全都被紅衛兵砸光了，但是這次我們去，看見善男信女們仍然對著原來的菩薩位置燒香磕頭，廟里掛滿了“有求必應”的紅旗旗，其中不僅有本省各地來的，還有山西、內蒙古、甘肅來的。他們本是無組織的，到了榆林縣，卻會聚在一起，共同包一輛大轎車把他們拉到山腳下。我們去，是由縣委書記陪著坐吉普車開到山上廟門口。善男信女們來不這樣，他們都是從山腳下下車，然后爬很高的石階上山。廟里有兩支樂隊，一支是從山西過來的，一支是本省的，他們是義務勞動，一支吹打完，另一支馬上接著吹打，毫不懈怠。善男信女們來朝拜，有的一個人是代表很多人來的，有的是代表家人來還前兩三代的愿。有兩個乞丐上了山也要布施錢，廟里的人說：“你們兩個錢來得不容易，來了就行了，不必給錢。”他們說：“我們也是人么!”其中一個人堅持布施了十元，另一個布施了六元。我們去看的那天，各地來的善男信女一共布施了一千八百元。第二天布施了三千一百元(當時豬肉是六七角錢一斤)。縣委面對這么多遠道而來的虔誠信徒，覺得不能用硬性的辦法加以制止，那會激化矛盾。縣委派了一位宣傳部副部長和生產隊干部、道士一起組織了一個管理小組來管理這件事。不要出亂子，首先是把布施的錢管理好。

　　白云山的廟除了破房子，原來的東西都毀掉了，這一次廟會恢復得很快，簽子都是新做的，很粗糙，善男信女們卻信得很。有的抽簽問婚姻，有的抽簽問老人的病，有的抽簽問前程，有的抽簽問自己的冤案。抽簽的有共產黨員，有國家干部。有個復員軍人說：“我這次再解決不了問題，就只有死。”好多善男信女還在那里買一包一包的香灰回家當藥吃。

　　我們看到這種場面很驚訝，這是陜甘寧老革命根據地啊!過去是相信共產黨，相信毛主席的。我們寫了一封信給新華社分管我們的副社長穆青，說這是對我們工作的批判，為什么冤假錯案在縣里落實政策辦公室解決不了，要到這里來求神?為什么復員軍人的問題當地政府解決不了，也要來求神?

　　這個縣1955年李有源去世以前，群眾生活可以，李有源唱《東方紅》是發自內心的。但是他去世以后，不行了。我們到佳縣，縣委書記讓我們到李有源的老家張莊去看看。

　　張莊離縣城十來里，我們步行著去。這個大隊在1972年以前，情況非常糟。有一段時間，因為靠集體種地過不下去了，人們盜墓成風。張莊離縣城近，城里誰家白天埋了人，他們村里的人就在晚上把棺材板刨出來，加工成風箱、炕桌、小柜、凳子，拿到榆林城去賣，然后用賣得的錢在“黑市”上買點糧食回來過日子。干這種事得有點膽子，開始是男人們合伙干，后來婦女也參加干，再后來是各家各戶單獨搶著干。這當然要引起墓主的抗議和告狀。但由于這是因為大家窮，沒法子才干的，也不是盜什么金銀財寶，再加上法不責眾，縣里也沒辦法。

　　我們去李有源家時，看見了他的大兒媳。她告訴我們，他們家在合作化以前生活不賴，但是后來不行了。1971年前，生活實在沒法子了，她出去討過飯。

　　這個大隊在我們去時，情況已經好轉。這么一個唱《東方紅》出名的地方，搞得四鄰不安，縣里覺得太不像話，下了一點工夫，組織大家學大寨，修大寨田，增加肥料，糧食產量提高了，盜墓、討飯現象沒有了。但群眾生活仍然趕不上李有源唱《東方紅》時的水平。

　　張莊的情況大概也可以為白云山上的香火突然那么盛作一個注腳。

 

 六、“難兄難弟”都有了希望

　　在整個黃土高原上，最貧困的要算寧夏的固原地區和甘肅的定西地區了。人們戲稱他們是一對“難兄難弟”，是一點不錯的。何以見得呢?請先看三筆賬：

　　我們所到的幾個地區，1979年的人均收入，最高的是山西呂梁地區，為七十元；隴東慶陽地區居第二，為六十四元八角六分；延安地區居第三，為五十七元二角；榆林地區居第四，為五十二元；甘肅平涼地區居第五，為四十七元六角；固原和定西最低，同為三十六元八角。人均收入五十元以下的隊占核算單位總數的百分比，慶陽地區為百分之三十七；呂梁地區為百分之四十九多；延安地區為百分之五十二；榆林地區和平涼地區在百分之六十左右；而固原和定西都高達百分之八十以上。

　　人均口糧在三百斤以下的隊占核算單位總數的百分比，呂梁地區為百分之十；慶陽地區為百分之十六；延安地區和榆林地區均為百分之二十三；平涼地區為百分之四十五點六；固原和定西都在百分之八十七以上。

　　這幾個簡單的對比，足以說明固原和定西至今仍然處在貧困之中。

　　1976年，固原地區天災人禍交加，全地區每人從集體分得的口糧僅一百七十六斤；1977年是中等年景，人均口糧二百二十三斤；1978年是解放以來第二個豐收年，人均口糧也僅三百二十九斤；1979年年成同1977年相似，人均口糧二百三十七斤。這還是原糧，去掉皮皮殼殼，就更可憐。這表明，無論是豐年、平年、災年，這里的農民絕大多數不能養活自己。每天能吃到的糧食多時八兩，少至四兩，不靠救濟，怎么能活下去?就是加上救濟，也只是能勉強維持生命而已。

　　如以基本核算單位計，豐收年的1978年，人均口糧在三百斤以下的隊占百分之四十八點七，三百零一斤至三百六十斤的隊占百分之十九點九，兩者合計，即有百分之六十八點六的隊平均每人每天口糧不到一斤。如以平年偏下的1979年計，則人均口糧在三百斤以下和三百零一斤至三百六十斤的隊，分別是百分之七十七和百分之十點三，即有百分之八十七點三的隊人均每天口糧不到一斤。也就是說，有三分之二至五分之四以上的農民，常年掙扎在饑餓線上。

　　再看看人均收入。1976至1979年，分別是二十六元、三十八元、四十八元八角、三十六元八角。即豐收年不過五十元，平年不過四十元，災年不過三十元，平均每人每天收入只有七分至一角三分，頂好也只能買回一斤糧。

　　農民生活如此貧困，是因為這里的集體經濟絕大部分事實上已經破產。說得明白一些，連小農經濟也已破產了。這也有事實為據：

　　第一，當年出售農副產品的收入，遠遠不夠生產費用的支出。豐收的1978年，出售產品收入為一千四百三十七萬元，而生產費用達三千九百零七點三萬元，前者只占后者的百分之三十六點七。平年偏下的1979年，出售產品收入僅五百四十一萬六千元，而生產費用仍開支了三千七百七十六萬一千元，前者只占后者的百分之十四點三。即無論是災年還是豐收年，都遠遠不能維持簡單再生產，百分之六十三點三至百分之八十五點七的生產費用要靠國家無償補助和貸款來解決。

　　第二，人民公社三級固定資產不夠抵償債務。據1979年末統計，三級共有固定資產九千一百一十一萬八千元，而三十年來國家給這個地區的各種無償投資達二億零六百二十五萬九千元，欠貸二千四百五十五萬二千元，欠信用社八百九十九萬五千元，各種救濟款七千二百零九萬七千多元，總計三億多元，比固定資產高出兩倍多。有這么多的支持，尚且貧困不堪，如果沒有這些支持，集體經濟還能存在嗎?

　　定西地區的狀況也同固原一樣，窮得令人難以置信。

　　通渭縣，是第一號“困難戶”。剛解放的1949年，全縣糧食總產是一億六千四百二十萬斤，三十年來，有二十二年總產低于1949年。以人均產糧計，更是大倒退。1949年人均產糧七百二十三斤，1979年僅有三百二十七斤。生產水平如此低下，人民生活自然不如解放之前。據統計，1971年至1979年的九年中，人均收入超過四十元的僅四年，1979年僅二十四元；人均口糧連續十年在三百斤以下，1979年僅一百八十二斤。這還是全縣平均數，相當一部分隊人均口糧只有幾十斤，收入僅幾元。

　　再看看當年紅二、四方面軍與中央紅軍勝利會師的會寧縣，六萬多農戶中，百分之九十的戶全部家產不足四十元，家家戶戶除有自己挖的一兩口土窯、自己盤的一兩張炕，加上兩口鍋，幾樣最簡單的小農具之外，幾乎一無所有。

　　再看看隴西縣，因為缺少耕牛，去春竟有三千七百架人拉犁，拉犁的農民痛苦地說：“我們這些大活人還不如一頭老叫驢，老叫驢一年有二三百斤糧，我們出的牛馬力，只能吃一百多斤，這樣的日子什么時候才到頭!”

　　在這里，要找富隊跑斷腿，要找窮隊遍地是。在這里，貧困早已不是缺吃少穿的概念，而是吃穿二字常常匱乏到難以活命的地步。

七 、在貧困的死亡線上

 

　　貧困到了極限便接近著死亡。

 

　　我們專程調查了這片掙扎在貧困死亡線上的農村——甘肅定西地區的通渭、會寧、定西等縣，平涼地區的靜寧縣和寧夏的西海固地區。

　　三年困難時期，這一帶縣縣都發生過餓死人的現象。據當地了解情況的人估計，因為缺糧斷糧餓死和浮腫無救而喪命的，最少已接近百萬。其中以通渭最慘，直到七十年代中期統計全縣人口總數尚未恢復到1949年的水平。

　　造成歷史慘劇的原因固然與長期以來毀林毀草生態環境惡化和連年干旱有關，但更重要的是工作中的嚴重失誤造成的。

　　在這些地方，1958年大放“農業衛星”，吹牛皮，糧食產量嚴重浮夸，嚴重浮夸又帶來超重量的征購，本已導致農村嚴重糧荒，卻又大煉鋼鐵、大辦水利，寅吃卯糧，進一步挖空了農民手中的口糧。這樣，大批餓死人的事件便可怕地蔓延開來。后來，雖然上級黨和政府發現了這些地方的問題，調集了大批救濟糧和救濟物資支援災區，使蔓延的災情得到了控制，群眾渡過了難關。但是，集體經濟的家底和農民的家當多已蕩然一空。這一次災難留下的陰影很長時間難以消失，又加上此后二十年過“左”的農村政策不斷困擾，直到這次我們來到黃土高原采訪，這一片大地農村元氣尚未完全恢復過來，農民群眾多年來饑寒交迫的生活并未發生根本性的轉變。去冬今春又一次干旱襲來，農村再次發生了饑餓的恐慌。

　　我們在隴海鐵路沿線采訪，仍然可以看到大批衣裳襤褸、攜兒帶女、提筐拄棍的饑民外出逃荒討飯的情景。有一次，在隴西火車站，數千逃荒農民爭相扒車，途為之塞，致使鐵路運輸一度中斷。政府雖急調糧食支援也難以控制農民外逃討要。

　　在會寧，干旱尤為嚴重，連人畜飲水也難以為繼。政府在急調救濟糧的同時，還急急派大批水車向災區運水，每日按人論斤分水，尚不足以解民之倒懸。其情況之嚴峻，若非親臨其境，實在讓人難以置信。

　　在會寧，我們不加選擇隨意訪問了一些農戶。

　　有一戶農家，有門框而無門扇，以麥草擁門擋風。我們移麥草而入，見屋內僅有一破筐、一灶臺、一土炕。土炕上一張炕席破得不像樣子，席上坐著的女主人蓬頭垢面、衣裳襤褸，身邊四個小孩全都赤裸裸地簇擁著一床破棉被御寒，嗷嗷待哺。這床破棉被不知已用過多少年了，破得好像用幾團污垢發黑的棉花球連起來似的。

　　問女主人：家里男人到哪里去了?女主人頗不好意思地回答說：“討吃去了!”我們立即聯想到鐵路沿線成群結隊的人群。而女主人連忙解釋說：“春荒以來政府一直供應著救濟糧，我家孩子多，糧不夠，男人才外出討點接濟。”我們問：“怎么大門連個門扇也沒有?”她說：“原本是有門的，因打救濟糧還得交點現錢，沒有現錢，就把門扇抬到集市上換了錢去打糧。”

　　隨后我們便很快了解到：今春救濟糧的發放果然還是及時的。政府規定，救濟糧人均每日要達到八兩，只是為減少農民對政府的過分依賴，發救濟糧時，農民都得象征性交點錢。哪知，不少人家窮得竟然連象征性的錢也拿不出，只好揭瓦卸門變賣點家什換錢湊數。湊不夠數的，先購回一部分糧到黑市上高價出售，倒騰成錢再把下余的糧打回來。如此拆東墻補西墻，救濟糧自然接濟不上，討要便成了他們自救的手段，外流難以控制的原因也就在這里。

　　又有一戶農家。我們進門訪問時，只見女主人正躺在土炕上呻吟打滾，面色憔悴，力不支身，三個孩子坐在地上啼哭不止。見我們進來，女主人忍痛掙扎坐起來向我們打了個招呼。經問話，果然丈夫也是外出了。她自己本來就有胃病，剛才吃了點糜糠又劇烈地疼痛起來。我們三人都好心勸她去看看病。不想，她苦笑了一下說：“連飯都不夠吃的人家，還看什么病!若有面吃，不治都會好的。”一番話說得我們不知該如何安慰她才好，心中只覺得在貧窮壓迫下當地農民生活的種種艱難。從而進一步懂得：一旦跌落到貧窮死亡線上，唯一的希望，便是有口飯吃。諸如醫療衛生治病，文化教育娛樂，這一切現代文明社會最起碼的權利要求，都成了盼也不敢盼，想也想不得的奢望了。

 我們一連走訪了十多戶人家。十戶有八戶人家都有人在外討要，以接濟家人口糧之不足。而他們家底一貧如洗的凄愴情景，誰看了都會心酸難過。人們根本無法想象，我們社會主義中國建國三十年了，怎么還會有人處于這等貧困的境地。我們粗略地估算過，他們每戶的家當，大都值不了十元、二十元人民幣。試想：一家農戶的家當就算超過了五十元，一百元，又能怎么樣呢!?

離開了會寧，過華家嶺，我們來到了通渭縣五星公社一戶農家借宿了一夜。公社干部介紹說這戶人家在當地算中等人家，夫妻精明過人，省吃儉用，靠救濟糧還能過活，尚不致討要。但我們看到他們全部家當也就一口鍋，兩只缸，幾只碗。兩個男孩衣裳雖然破舊，倒也干凈，只不過兩床棉被多年未經拆洗，黑得如同刮刀布一般。依我們估算，這個所謂中等農戶的全部家當也不過五十元人民幣!

　　是夜，兩床棉被主客平均分配。主人一家四口合蓋一床，我們三個記者合蓋一床寄宿于他家廂房。時過半夜，我們正無法入睡時，忽聽得一陣陣急促的敲門聲響起，一個面容憔悴的年輕農民闖進門來便跪倒在地。我們急忙扶他起來，勸他有話慢慢說。他起身時，我們注意到他眼中噙滿了淚水。

　　原來，因缺吃少穿，他的妻子被陜西關中一個農民用幾個饃誘拐逃走了。他費盡心血總算找到妻子下落，誰知找上門去，卻發現自己的妻子成了別人的老婆。他要帶妻子回去，反被當地人打了一頓。找當地政府，他們不管，實在冤得慌，聽說新華社記者來了，連夜趕來，想討個公道。

　　這不是誘拐加重婚罪嗎?怎么當地政府不管!我們不由得義憤填膺。立即表示一定代他向通渭縣領導反映。第二天，我們刻不容緩地找到了通渭縣委書記王永安，把這樁事情前前后后的情況反映給他。王書記認真而厚道，聽完我們的話先深深嘆了一口氣，隨即對我們說：“事倒是件很嚴重的事，可你們想不到的是，這幾年通渭發生的這類事，已經有三千多起了，人又這么多，讓我們政府怎么管得過來。”說著還訴起窮縣缺乏辦案人的苦處來。我們聽得傻了眼。

　　類似的悲劇，周圍各縣都有一批。我們路過平涼的靜寧縣時，就碰到一整村的女人都丟下男人和孩子外逃另找對象的悲劇。那天，我們是上午10時許農田活忙的時候來到這個村莊的，村周四野不見勞動者的身影，進到村里靜悄悄的。我們好生奇怪，便圍著村子轉東轉西找人。轉到村南一個場院，才發現了三十幾個男人圍著場院的土墻，或蹲或坐或靠，不知在慢騰騰地拉什么話兒。問他們在干什么?幾個人同聲回答：“曬太陽唄!”又問：“為什么沒有下地干活?”回答說：“沒啥活干!”這時，一個黑瘦精干的漢子前來自我介紹說他是隊干部，然后對我們說：“想干也還是有活的，主要是沒有心思干。”他長嘆一口氣說：“你們看，我們全村三十幾號人，差不多都快到齊了，過去一大半人都成過家，后來因為窮，婆娘都讓外地人給拐跑了！”“還剩下兩個，一個瞎子，跑不了，一個是瘸子，跑不遠，再剩下就是幾個娃娃。”“這里太窮了留不住婆娘，我們這些人沒人要，只靠國家救濟，混一天算一天……”

　　無淚的苦訴，反映了農民對命運擺布的無所適從。這是我們一路采訪最悲傷的一幕。

　　戰爭的殘酷，會造成無數的寡婦村。

　　那么，貧窮饑餓的殘酷是什么呢?是已逝去的餓鬼冤魂?未亡人心靈的創傷?除此而外，是不是還要加上在這里經常碰到的——活在塵世上的一雙雙夫妻生生離別的悲劇!?

　　他們已退到貧窮饑餓臨界線上，再無路可退了。他們的祖祖輩輩，他們自己的孩子都一再證明，必須擺脫貧窮，爭取到溫飽。這是幾代人的期望。現在，是時候了!因為，我們國家已制定出本世紀末達到小康的目標，我們要建設成一個文明富強的現代化社會主義強國，容不得這一方土地還停留在貧窮饑餓的死亡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