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何香凝[1]的信
·關于黨的傳統
·關于十五年來黨的路線和傳統問題[1]
·抗日民主與北方青年[1]
·國內和平實現后的形勢和任務
·中日問題與西安事變 ――和史沫特萊[1]的談話
·為徐特立[1]六十歲生日寫的賀信
·給閻錫山[1]的信
·給中華民族革命同盟[1]的信;
·實現國內和平一致抗日的五項條件
·關于西安事變致國民黨、國民政府電
·給馮玉祥[1]的信
·給蔣介石的信
·在中國文藝協會[1]成立大會上的講話
·致蔣介石及國民革命軍西北各將領書
·給傅作義[1]的信
·給葉劍英、劉鼎[1]的信
·為徐向前[1]起草的致胡宗南[2]信
·給張學良[1]的信
·國共兩黨抗日救國協定草案[1]
·;給蔡元培[1]的信
·給宋慶齡的信
·抗日反蔣不能并提
·給王以哲[1]的信
·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1]
·給傅作義[1]的信
·給宋子文[1]的信
·給宋哲元[1]的信
·給楊虎城[1]的信
·給高桂滋[1]的信
·和美國記者斯諾的談話――論統一戰線
·和美國記者斯諾的談話――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
·和美國記者斯諾的談話[1]――外交問題
·給閻錫山[1]的信
·停戰議和一致抗日通電
·中國人民紅軍抗日先鋒軍布告
·乙作戰指揮上的基本原則
·關于戰略方針和作戰指揮的基本原則[1]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關于改變對富農政策的命令
·關于轉變對富農的策略等問題
給張聞天[1]的信
·直羅戰役同目前的形勢與任務[1]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
抗日救國宣言
·鄉蘇怎樣工作?
·才溪鄉調查[1]
·長岡鄉調查[1]
·查田運動[1]的群眾工作
·總政治部關于調查人口和土地狀況的通知
·二怎樣辦《時事簡報》
·普遍地舉辦《時事簡報》[1]
·關于加強春耕工作的意見
·《興國調查》前言
·分青和出租問題
·《東塘等處調查》前言
·第五章 尋烏的土地斗爭
·第四章 尋烏的舊有土地關系
·第三章 尋烏的商業
·第二章 尋烏的交通
·第一章 尋烏的政治區劃
·尋烏調查
·紅軍軍事系統與政治系統關系問題
·給何香凝[1]的信
香凝先生:
承贈筆，承贈畫集，及《雙清詞草》[2]，都收到了，十分感謝。沒有什么奉答先生，惟有多做點工作，作為答謝厚意之物。先生的畫，充滿斗爭之意，我雖不知畫，也覺得好。今日之事，惟有斗爭乃能勝利。先生一流人繼承孫先生傳統，苦斗不屈，為中華民族樹立模范，景仰奮興者有全國民眾，不獨澤東等少數人而已。承志[3]在此甚好，大家都覺得他好，望勿掛念。十年不見先生，知比較老了些，然心則更年青，這是大家覺得的。看了柳亞子[4]先生題畫，如見其人，便時乞為致意。像這樣有骨氣的舊文人，可惜太少，得一二個拿句老話說叫做人中麟鳳，只不知他現時的政治意見如何?時事漸有轉機，想先生亦為之慰，但光明之域，力方能達到。敬祝健康!
毛澤東 上
六月二十五日
根據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毛澤東書信選集》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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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何香凝（一八七八――一九七二），廣東南海人。國民黨左派政治活動家，畫家，廖仲愷夫人。早年加入同盟會，隨同孫中山從事革命活動。一九二四年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兼婦女部長。一九二七年蔣介石叛變革命后，她辭去國民黨政府的一切職務，同國民黨反動派進行了不懈的斗爭。
[2]《雙清詞草》，是廖仲愷的詩詞集，一九二八年由上海開明書店影印出版。
[3]承志，即廖承志（一九○八一九八三），廣東惠陽人。廖仲愷、何香凝之子。當時在中共中央宣傳部工作。
[4]柳亞子（一八八七――一九五八），江蘇吳江人。國民黨左派，詩人。九八事變后反對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經常為何香凝組織的“寒之友社”成員題畫，共同表達胸中的憤慨。
黨內是否有某種錯誤的傳統?兩種答案:(甲)沒有(只是“表面上看來好像有”(有，三個人[3]說法不同，但都承認是有的。
我是同意后者的，理由如次:
黨在十五年中造成與造成著革命的與布爾什維克的傳統，這是我們黨的正統，包括政治上的、組織上的、工作作風上的一切好的東西，這是不能否認的。沒有這個傳統，就不能說明為什么能夠維持黨，團結黨，鞏固黨，克服黨內錯誤，并同敵人作堅決戰斗而得到革命的成績，造成階級及人民信任的大政黨的地位。
但是還有若干不良的習慣。這表現在群眾斗爭戰術上的“左”的關門主義與冒險主義、高慢的宗派主義；也還表現在宣傳教育上的高傲態度、不深刻與普遍地聯結于實際、黨八股等等的作風上；再則還表現在黨內關系上，也存在著高傲態度、里手主義、風頭主義、派別觀點、命令主義與懲辦主義的作風。在這些問題上，我們黨內確實存在著許多不良習慣，這是千真萬確的事實。否認這種事實是不妥當的，說黨毫無不良習慣是不應該的，也不可能的，事實依舊是事實。這就是所謂“某種錯誤的傳統”。在這一點，我是同少奇、凱豐、羅邁、伯渠[4]同志的意見大體相同的。
為什么只是“左”的傳統?這是由于幾種原因:(一)民族與社會的雙重壓迫，造成群眾生活與黨的環境的極端困難，這些困難壓迫著我們(這是“左”比右總要好些的觀點的來源)。(二)黨內小資產階級與幼年無產階級成分的存在且占大的數目。(三)黨還只有十五年歷史，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與實際的傳統還不十分深厚，解決問題還不能樣樣帶馬克思主義原則性，還沒有很早及人人都學好唯物辯證法。(四)在克服錯誤路線時(主要在克服立三路線時)，在斗爭策略、宣傳教育、黨內關系這三個問題上的錯誤，沒有得到徹底的克服，有些一時是進步，過后又發作起來。這三個問題上的錯誤，在一個長時期中沒有徹底地提出并解決過。由于這四個原因，所以我們黨內還存在著若干表現“左”的不良的習慣或傳統。至于右的東西，則因為環境不容許這種東西的存在，又克服得比較徹底，所以不成其為錯誤傳統或不良習慣。
有了正確的傳統習慣，是否還容許有若干問題上的錯誤的傳統習慣呢?這是容許的。正確的東西中間可能包含錯誤的東西，只是多一些少一些之別罷了，因為社會有黑暗面，黨內往往也有黑暗面。
會要長期如此嗎?不會長期如此的。隨著環境與任務的變更，隨著對唯物辯證法了解的進步，已有的黑暗的東西會被驅逐出去，基本上去掉這三個問題上的“左”的傳統。將來又會有新的錯誤東西發生，但可以不使它成為傳統。
這個傳統是一切領導機關與一切干部、黨員都有的嗎?不是的。一般說來它是部分領導機關(主要由中央負責)，部分干部與黨員的。為什么某些不良習慣相當普遍呢?這是由于部分的人一定要這樣做(而這些人在第一領導機關中占多數)，其他的人也被迫著或半被迫著這樣做。有些則知道錯誤并發生不滿，又說不出充足的理由來，或竟不準他們說，因此他們就不敢說。這是實在的情形。部分的人中間也有他的變化，在某一時期不犯這種錯誤的(如在大革命)，在另一時期(如在國民黨反動時期)他就變得犯錯誤了；在某一時期他不滿意人家的高慢態度，在另一時期他又以高慢態度對付人家了；在失敗時容易變得謹慎小心，在成功時容易變得驕傲放縱。這是常見的事。路線正確是可能犯個別錯誤的，遵義會議的一篇，就是證據。一個好人是可能同時帶著病的，害疥瘡、傷風就是證據。
從洛甫[5]同志分析中也證明這個不良的(三個問題上的)“左”的傳統之存在。因為洛甫指出黨在四中全會后犯了六個個別原則問題上的錯誤:(一)沒有估計部分資產階級的變動；(二)對革命持久性、復雜性、不平衡性估計不充分；(三)戰爭中“左”的及右的錯誤；(四)群眾斗爭中的關門主義、宗派主義的錯誤，及對此錯誤斗爭的不夠；(五)不會利用敵人的間隙；(六)思想斗爭與干部政策上的嚴重錯誤。這些錯誤在全黨內，就在今天說還是沒有全部徹底去掉的，其中有些也不只中央犯了，而是許多地方機關與許多干部、黨員都犯了的，其中有些錯誤(例如不完全了解中國革命的特點)，也不是原在四中全會后犯了，而是以前也犯了的。這是由于唯物辯證法思想在黨內還沒有普及與深入的原故。試問有了這些錯誤的存在，怎能不形成“左”傾習慣?又怎能徹底地克服“左”傾習慣?要克服這個傳統，在于普及與深入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唯物辯證法)于多數干部中。要指出，洛甫分析的六個錯誤，在現在的中央業已是基本上糾正了的。
結論:我們黨內存在著某種錯誤的傳統，這就是群眾工作問題上，宣傳教育問題上，黨內關系問題上的“左”的關門主義、宗派主義、冒險主義、公式主義、命令主義、懲辦主義的方式方法與不良習慣的存在，這在全黨還沒有克服得干凈，有些還正在開始系統地提出來解決。新的環境與任務迫切要求對這個問題來一個徹底的轉變，我們也正在轉變它。
根據中央檔案館保存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記錄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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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這是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作的《群眾工作問題》發言的一部分。一九三七年五月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結束后，中共中央又召開了白區代表會議，劉少奇在會上作《關于白區的黨和群眾工作》的報告，張聞天作《白區黨目前的中心任務》的總結報告。由于當時中共中央還沒有對過去工作中的嚴重“左”傾錯誤作出明確的系統的結論，一些同志還未能擺脫過去那種“左”的思想影響，以致討論劉少奇報告時在一些問題上出現了意見分歧。同年六月五日和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這些問題，毛澤東的上述發言和張聞天代表中央作的總結報告，都從總的方面肯定了劉少奇的報告，批判了“左”傾關門主義與冒險主義，要求黨在白區的實際工作中貫徹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
[2]毛澤東在這里講黨的最高領導機關犯總路線錯誤時沒有提到以王明（陳紹禹）為代表的第三次“左”傾路線，這是因為當時中國共產黨還沒有對第三次“左”傾路線錯誤進行批評和總結。一九三五年一月召開的遵義會議，首先集中解決當時具有決定意義的軍事問題和組織問題，結束了第三次“左”傾路線在中共中央的統治地位。四十年代進行的延安整風運動，全面地批評了第三次“左”傾路線錯誤，并作出正式的結論。
[3]三人，指劉少奇、何凱豐和李維漢。何凱豐，即何克全（一九○六――一九五五），江西萍鄉人。當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李維漢（一八九六――一九八四），又名羅邁，湖南長沙人。當時任中共中央黨務委員會書記。他們三人均在中共中央白區工作會議上作了發言。
[4]伯渠，即林伯渠（一八八六――一九六○），湖南臨澧人。當時主持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的工作。
[5]洛甫，即張聞天，見本卷第373頁注[1]。
關于十五年來黨的路線和傳統問題[1]
(一九三七年六月五日)
關于黨的路線
黨的路線是否正確呢?我以為必須承認下面的論斷:
黨在十五年中英勇堅決地領導了中國的革命，有了它的偉大的成績。這是第一點。
黨在今后還要并且能夠繼續與發展過去的英勇堅決的精神，領導中國革命走到勝利的目標，我們有此自信心。這是第二點。
黨曾經犯過右的與“左”的總路線上的錯誤，使革命受到損失，這是不能否認與不應否認的事實。這是第一方面。但還有另一方面，從這一方面說，第一不是全體都是錯誤的。黨員群眾與廣大干部始終沒有犯過總路線上的錯誤，這是沒有使黨受致命傷及能夠迅速糾正錯誤的最主要的原因。總路線錯誤只在最高領導機關中發生與推行出去，有部分的干部與黨員真心附和著，其他都是被紀律強迫去做的。就在最高領導機關中，也只是占了統治地位的人員負主要的責任，其他人員則不負主要責任(半被迫的)，或不負責任(完全被迫的)。第二只在幾個極短的時期中犯過總路線的錯誤。在歷史上只有兩個時期(大革命末期與立三時代)[2]，就是說我們把錯誤迅速地糾正了。這是第三點。
黨在領導革命中獲得偉大成績的原因，第一是黨的領導機關，黨的大多數干部與大多數黨員接受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有了馬克思列寧的政治路線，并在國際的指導下英勇堅決地實行了。沒有這個條件是根本不成功的。第二是領導機關大多數干部與黨員還學習了學會了為實現上述任務起見而需要的黨與黨員率領群眾同敵人作戰的戰術，這包括斗爭策略、宣傳教育方法、黨內關系等等，沒有這個條件，也不能說到成績。這是第四點。
黨除在個別時期犯了“左”右傾路線錯誤之外，還在差不多一切時期中犯了若干個別問題的“左”右傾原則上的錯誤，這在斗爭策略問題、宣傳教育問題、黨內關系問題上都有過，有些并在現在還存在著，在將來也會不能免。這些錯誤不斷地發生，也不斷地被克服，有些則至今還沒有徹底克服。黨就從歷來有過的各種“左”右傾原則錯誤的發生與克服的斗爭中鍛煉出來，成長壯大起來，也因此得到革命的成績。如果沒有(這是不可能的)或少些(這是可能的)大的小的帶原則性的錯誤，成績當然不只今天這樣，這是以后的殷鑒。而這些錯誤都是不符合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則的，要糾正或要避免，必須借助于對馬克思列寧主義這種革命的科學之真正深刻的了解。這是第五點。
總起來說，黨是英勇堅決地領導了中國的革命，并且得到偉大的成績，今后還要領導革命達于徹底的勝利，這是由于黨有了馬克思主義的政治路線與斗爭方法而得來的。黨在過去犯過許多大的、小的、“左”的、右的、不合于馬克思主義原則性的錯誤，黨也從對這些錯誤的斗爭中鍛煉得更強些，革命成績也從克服錯誤的斗爭中得出來。現在還存在著的將來也會要發生的錯誤，必須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原則性給以解決與給以防止。這就是我們黨的理論與實際的發展觀。
抗日民主與北方青年[1]
(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五日)
韋爾斯問:關于國共兩黨最近的和平談判如何?
毛澤東答:談判仍在進行。最主要的是兩黨共同政治綱領，這是兩黨合作的基礎，如果沒有共同遵守的政治綱領，則不能很好地合作。大綱的原則在實現民族、民主及民生的革命任務。關于軍隊之改編及蘇維埃之改變諸具體工作，不久即將進行。至現在為止，國民黨方面所表示的仍然不夠，如對上海救國領袖之起訴[2]，對上海紗廠工人之待遇及對國民大會法規之種種限制，皆使人失望。
問:內戰的危險已經完全消滅了嗎?
答:內戰的危機在表面上是過去了，但是內中仍然存在著，不過不是重要的了。如果現在說和平完全成功，會使群眾對于“鞏固和平”這一個運動表示松懈。目前全國規模的停止內戰仍然沒有做到。共產黨方面已經指令散在全國各處的紅色部隊停止戰爭，但是國民黨軍隊仍然“進剿”，如在閩浙贛邊區、鄂豫皖邊區、湘贛邊區、湘鄂贛邊區等處戰爭仍然在繼續著，我們現在正向國民黨要求停止這些地方的進攻。至于南京與地方的對立，也是存在著，惟有實行徹底民主，才能完全消滅此種對立與內戰的危機。
問:共產黨對南京各派的看法是怎樣?
答:我們愿意和一切同情民族民主革命的國民黨分子聯合，對那些不同情的，作解釋工作，使他們明了，使其不妨礙民族民主的革命。國民黨左派的贊成和平、民主、抗戰的運動正在發展，他們愿意全國團結，恢復孫中山革命的三民主義，改造國民黨，恢復其革命精神。另一部分人，他們的堅決性不夠，對于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務不徹底接受，對國共合作表示懷疑，他們掙扎著，人民的任務在推動他們，影響他們，使他們到人民這邊來。又另外一部分人，所謂親日派，也存在于國民黨中，他們為全國所不滿，國民黨中的大部分也不滿意他們，這部分人如不改變態度，將自絕于人民，自絕于國民黨。
問:西安事變后統一戰線得到了怎樣的開展呢?
答:西安事變后統一戰線是有開展的，國共兩黨的接近，是最主要的，其余那些懷疑共產黨政策的，態度也有所改變，他們不反對國共合作；至于“左”傾分子反對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意見，也比較減少了。但是文化界、學生界、輿論界對南京政府的不信任，卻依然存在，因為南京迄未具體表示其徹底的堅決的轉變，許多錯誤政策仍然保留著，致引起全國的不信任。我們說“大家應該工作”，南京之徹底轉變有待全國人民之繼續工作，不要等著它自動轉變。統一戰線的前途是有希望的，國內必須團結，才能達到抗日的目的，這是非常明顯的。
問:國內各黨派對統一戰線的反應如何?
答:漢奸除外，其他一切黨派，對全國團結都是同情的。有許多資產階級人物對共產黨在西安事變中所取的和平政策，表示歡迎與贊同，但是另外一部分頑固分子，卻取反對的態度，這些分子如不改變其態度，不論其主觀見地如何，實際確是幫助了日本帝國主義。據我們所知，反對國內團結最烈的人，恰是直接在日本指揮之下的漢奸分子，如托洛茨基分子[3]之流等便是明顯的例子。這些分子的活動毫無疑義是漢奸的行動，對這部分人，我們的辦法是盡量揭破其陰謀，使其在民眾中間不能起欺騙作用，使全中國人民認識他們是全民族的公敵，以便群起而攻之。
問:地方實力派與南京對立的問題怎樣解決?
答:地方實力派與南京對立的存在，是不利于對外的，我們的政策是盡可能地減少此種對立，達到團結對外的目的。為達到這個目的，南京與各省都應當接近一步，主要是在民主問題上有所進步，以后才能消除對立，走向團結抗日的大道。
問:在統一戰線政策中，階級斗爭問題怎樣求得其適當的解決?
答:階級的矛盾，在階級制度未廢除前，是無法消滅的。但在抗日戰爭的面前，我們對這個問題應有適當的解決，因此在統一戰線綱領中，我們提出給人民在政治上以民主權利，在經濟上以生活的改善。工人農民受著政治與經濟的壓迫，起來反抗是必然的，只有給以民主權利與改善其生活，始能減少其矛盾。我們要在正與國民黨進行談判中的共同政治綱領里提出，給工農以集會、結社、言論的自由，普遍的選舉權，對工人必需改良待遇，改善勞動條件，對農民應減租減稅，關于土地問題，應以立法及其他適當手段解決之。
問:你們為什么把民主問題強調起來?
答:關于民主與抗日的關系，我已經在別的機會中講過許多。以抗戰求國內和平團結，沒有民主不能鞏固和平與真正團結，抗日要全國人民參加，沒有民主則老百姓不能參加，無和平團結，無人民參加，抗戰成為不可能，即戰亦不能保證勝利。所以民主制度為對日抗戰勝利之必要條件，非它不可。我們所以把民主問題強調起來，為的要戰勝日本帝國主義。
問:怎樣促成民主政治的實現?
答:民主政治的實現，依賴民主運動，沒有廣大人民的要求與推動民主運動，則民主政治不會實現。全國各界各黨派應團結起來為爭取民主權利而斗爭，全國軍人應該擁護民主運動，因為要挽救中國，戰勝日本，避免淪為殖民地的危險，惟有實行民主政治，給予人民以參政的自由，才能實現。民主運動的具體進行，應注意國民大會的選舉、召集與開會，應注意爭取言論、集會、結社、出版與愛國救國的完全自由。這是起碼的民主權利。如果整個國家向這個方向走，則統一的民主共和國是能實現的。
問:共產黨對此次國民大會的態度如何?
答:今天的國民大會，帶著國防性，同時是從獨裁過渡到民主的橋梁，因此全國應參加國民大會，共產黨是準備參加的。南京關于國民大會的選舉、召集與任務的規定，是不民主的，如不加以修改，則國民大會的作用是極其有限的，因此全國應聯合要求南京修改其不正當的規定。國民大會的選舉，應由人民參加，它的召集與開會，應予以充分的自由，其任務應不限于談憲法，而須擴展到徹底而具體的討論抗日救亡的方針。共產黨對國民大會的意見，已向全國發表，并向國民黨提出，現在仍繼續談判，目的在使國民大會完成民主抗日的任務。
問:對釋放政治犯問題，共產黨的意見如何?
答:釋放全國政治犯的要求，共產黨早已提出，現在繼續要求，把它當作同國民黨談判之一部。南京如果要表示它政策的徹底轉變，則沒有理由不釋放政治犯；不過目前國民黨對這個問題沒有具體的表現，雖然口頭上答應釋放政治犯，但實際并沒有做到，而且還有繼續逮捕愛國犯的事件。蘇州對救國領袖的審判，大失人望，南京內部也有許多人不滿，南京要真誠表示它與民更始的決心，應馬上釋放救國七領袖，并宣告其無罪。
問:關于準備抗戰問題，你有何意見?
答:不管日本帝國主義哪一天向我進攻，我們都要即時予以抵抗，我們時刻準備著應付事變，不論戰爭爆發在何時與何地。但是假如日本暫時不發動對中國大規模的武力進攻，在準備侵略期間采取較緩和的政策，我們就應利用此時機作積極準備抗戰的工作。我們提出“準備”，與國民黨過去的準備論是具有不同的內容的。國民黨過去的準備論是先安內而后攘外，是無止境的內戰，是消耗抗日力量；而今天所作的準備是停止內戰，鞏固國內和平，實現民主政治，開放人民救國的一切自由，組織民眾，訓練民眾，武裝民眾，同時加速完成軍事、政治、財政、經濟、文化、教育各方面的抗敵準備工作。中國的抗戰是要求得最后的勝利，這個勝利的范圍，不限于山海關，不限于東北，還要包括臺灣的解放。這是我們對準備抗戰的意見。
問:中日戰爭的結局你怎樣估計?
答:戰爭的結局有兩種可能的前途:一是中國完全戰勝日本帝國主義，中華民族得到自由解放。國內統一戰線的成功，人民與政府的緊密團結，國際和平戰線的勝利，日本國內和平勢力的援助，是爭取此種前途的條件。但中國人民自己的團結與堅決的抗戰，為取得此種前途之最主要的和決定的條件；無此條件，則抗戰是無前途的。次之，就是日本帝國主義達到它的目的，把中國變為它獨占的殖民地，此種危險也是存在的。但這必由于中國人民的分散，不團結，不抗戰或不堅決不徹底的抗戰，不聯合世界上幫助它的友人等條件下才發生此種危險，中國人民如果繼續睡覺，房子就會被敵人搶去。共產黨為爭取第一個前途斗爭。民族統一戰線的提出，就是為爭取第一個前途。我們號召各黨派、各階級堅決地反對中國殖民地化，要求中國的自由與解放，并且為了取得這種自由與解放的勝利，我們要同敵人斗爭到底。
問:英、日最近的接近，你怎樣看法?
答:日本統治者與英國保守黨政府正企圖緩和他們間的沖突，進行著妥協談判，以達到他們犧牲中國的目的。中國人民不能聽他人的宰割，中國人民應當嚴密注意此事，如果南京在保衛民族利益的工作上表示動搖與消極，人民與國民黨中的愛國分子對它都是不能饒恕的。同時我們要知道，英日兩國在對華問題上的妥協，現在并沒有很好的基礎。不錯，英日的妥協是永遠存在的并且可能的，但是何時何地是有限制的。英國欲維持現狀，但現狀的內容容易時刻變動著，這從“九一八”后英國的步步退讓中可以看出來。在基本上，日本對華的獨占政策與英國及其他帝國主義所持的門戶開放政策是對立的，但是一時的、某些部分的妥協是可能的，因為英國本來隨時可以出賣中國的利益，而達到于它有利的目的。不管英日妥協的程度如何，關于中國民族存亡的問題，中國人民不應一刻疏忽。在抗日運動中，不能過于信賴英國。我們要認清英國的本質，就不會上它的當。中國不能完全孤立，孫中山的聯俄政策，在今天有著實際的政治意義，中蘇的關系應當進一步接近與改善。美國在遠東的利益與日本的大陸政策也是不相容的，所以美國對中國問題便不應隔岸觀火。對英國保守黨與廣大的英國人民，我們應當區別開。保守黨在西歐政策上徘徊于和平陣線與法西斯陣線之間，已引起國內人民的極大不滿；如在對華問題上再與日本侵略者相勾結，求妥協，則除了引起中國人民反對外，英國人民也不見得對他們表同情。世界和平陣線的組織正在深入擴大，而且也正在進行著準備裁制一切法西斯主義。中國的解放運動與世界的解放運動是密切聯系著，我們的前途是絕對光明的。
問:你對北方青年有怎樣的希望?
答:北方青年為民族解放斗爭的先鋒，他們的大多數，應該團結，為民族民主革命斗爭到底。他們中間有許多人對時局煩悶，這應在集體的運動中求解決，這個運動就是為求民主與抗日實現的斗爭。北方青年應該對爭取民主自由增加興趣，爭取愛國的民主自由，是今天政治生活中心的一環；如若干人只談抗日，而不了解作實際的民主政治的斗爭，則抗日是不會有效果的。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正向北方青年發生影響，企圖把他們從前線拉到后方，從奮起中拉到平凡安靜，從領導地位拉到尾巴主義，撲滅北方青年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的領導作用。北方青年應該同這種改良主義者作斗爭，對改良主義者的傾向和影響應該加以嚴格檢查和完全克服。
根據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日《救國時報》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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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這是毛澤東和美國進步記者尼姆·韋爾斯的談話。
[2]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領導人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李公樸、王造時、沙千里和史良在上海被國民黨政府逮捕，稱七君子事件。同年十二月，沈鈞儒等被押至蘇州，在江蘇高等法院看守所內監禁。一九三七年四月，江蘇高等法院以所謂“危害民國”罪對沈鈞儒等提出公訴，并于六月開庭審判。由于全國人民聲援和七君子堅持斗爭，七七事變后沈鈞儒等被釋放。
[3]在抗日戰爭時期，中國托派在宣傳上也是主張抗日的，但是攻擊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把中國托派與漢奸相提并論，是由于當時在共產國際內流行著托派與帝國主義國家間諜組織有關系、中國托派與日本帝國主義間諜組織有關系的錯誤論斷所造成的。
國內和平實現后的形勢和任務
(一九三七年三月六日)
弼時[1]:
甲、三中全會[2]在法律上確認偉大西安談判順利的和平解決，成為開始在全國停止內戰一致抗日與和平統一團結御侮的新階段，也走到全國統一戰線的實際建立，舉國抗戰開始的一個過渡的時期。這一時期的快慢，決定于各力量斗爭的結果，中間可能發生各種曲折與變化，但總的方向是不會變化的。
乙、今天的任務是鞏固國內和平，準備對日抗戰，以推動全國統一戰線的實際工作與抗戰的開始。黨的工作仍然是積極參加抗日救國運動，成為這一運動中心領導的力量。一切工作應轉變，以適合于這一總任務。
紅軍應利用時機，加強內部政治上的與軍事上的訓練，加強黨在紅軍中的堡壘作用，重新教育干部，使他們能夠負擔新形勢下的新任務，嚴整軍風紀，學習群眾工作，爭取成為抗日軍隊的模范。
洛[3]、毛
六日
根據中央檔案館保存的抄件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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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弼時，即任弼時，參見本卷第439頁注[1]。
[2]指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五日至二十二日在南京舉行的中國國民黨第五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見本卷第493頁注[7]
[3]洛，指洛甫，即張聞天，見本卷第373頁注[1]。
中日問題與西安事變
――和史沫特萊[1]的談話
(一九三七年三月一日)
毛澤東答:如果從基本上說來，是沒有什么改變的。這表現在下列各點:
一、我們的統一戰線是抗日的。因此，不是反對一切帝國主義，而是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因為日本帝國主義正向中國侵略。但是我們要求英、美、法、蘇等國同情中國的抗日運動，至少不反對；在這個基點上我們愿意同這些國家建立友誼的關系。
二、我們的統一戰線是民族的。這就是說，包括全民族一切黨派及一切階級，只除開漢奸在外。有人說共產黨倡導人民陣線，這是不對的。共產黨倡導的是民族陣線，這種民族陣線比起法國或西班牙的人民陣線來，范圍廣大得多。
三、因此，這個抗日的民族陣線之主要政綱，應該包括下面各項:
(一)國內的和平統一；
(二)對日抗戰；
(三)人民的民主自由；
(四)南京政府轉變為真正的國防政府，容納各黨各派，罷免親日派；
(五)國家制度改變為基于普選國會制的民主共和國；
(六)改善人民生活；
(七)發展工商業；
(八)聯合同情中國抗日的國家。
問:為了完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你們準備犧牲到什么程度?
答:這要看看歷史情形。從一九二七年夏天開始，國民黨放棄了國共兩黨的統一戰線，放棄了孫中山先生的聯俄、聯共與農工政策，放棄了民族獨立與民主自由的政綱，并且走向相反的方面。這就使得我們不能不單獨負起中國革命的責任，并執行蘇維埃政權與土地革命的政策，與國民黨處于對立地位。我們當時采取的這種同國民黨對立的政策是完全正確的與必要的。但當九一八事變發生后，共產黨就發表宣言[2]:要求停止內戰，愿在三個條件下與國民黨訂立國內和平對日抗戰的協定。可是那時僅有十九路軍同意我們的主張，南京方面則完全不同意，并且還舉行了大規模的“圍剿”。及至華北問題[3]發生，國難已臨極端嚴重關頭，我們乃于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進一步發表了組織抗日聯軍、國防政府的宣言[4]。同年十二月發布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黨的決議案[5]，并提出統一戰線的具體綱領。這個新政策宣布之后，立即得到廣大民眾的贊同，國民黨中不少愛國分子也都贊同了這種政策。這是因為更大敵人站在面前，只有停止國內戰爭，才能進行抗日御侮，在中國政治上開辟了一個新階段。但是國民黨還不愿放棄其老政策。到了去年八月，我們又寫給國民黨一封長信[6]，堅決要求把敵對的目標，由國內移到日本侵略者身上，恢復孫中山的三大政策，并提出改變國家制度為民主共和國，召集普選國會，要求他們痛悔既往，與民更始。我們聲明:蘇區愿意實行與全國一樣的民主制度。這封信獲得了國民黨中廣大的同情。然而國民黨中央并沒有回答我們。西安事變爆發，國家處于重大危險面前，其危險性就在日本必然地乘機進攻，其得和平解決，實是如天之福。我們為了鞏固國內和平，實現迅速抗日起見，當國民黨三中全會[7]開會之前夜，乃于二月十日給了國民黨一個重要的電報，在電報里表示了下列各點:
一、蘇維埃政府改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為國民革命軍，并受南京政府及軍事委員會的指導；
二、在特區政府境內施行徹底的民主制度；
三、在全國范圍內停止推翻國民政府的方針(此種方針，在去年我們就已實行，現在不過重說一遍)；
四、停止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這些新的表示，完全是為了消除各界疑慮，取消對立狀態，以便同國民黨成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國民黨方面，則要求他們根本改變過去的政策，實行對外抗戰，對內民主，改善人民生活等等綱領。
問:你們現在在這里和在別的區域，將如何實行你們的統一戰線的原則，例如對于商人、知識分子、地主、農民、工人、軍隊等方面的辦法?
答:對商人的關系，過去與現在沒有什么差別。我們從來就主張發展民族工商業，紅軍所至，無不保護商人。最近在西安、三原一帶，紅軍不但保護商人，并且連地主的土地也沒有沒收一家，取得了各界的稱贊，這是人人皆知的事實。至于蘇區里面，商業是完全自由的。
對知識分子的關系，過去與現在也是一貫的保護政策，優待技術人員、文化人員與藝術家，對他們都采取尊重的態度。
對地主，只要他們不反對抗日救亡政策，就不沒收他們的土地，但必須改善農民的生活。
工人方面，則斟酌情形，實行各種改良待遇的辦法。
對待國民黨軍隊的態度問題，任何中國軍隊尤其是有光榮歷史的黃埔軍都應在民族陣線下親密團結，一致抗日，槍口向外，不生內戰。紅軍與國民黨軍隊雖打了十年，但我們絕不記舊恨，愿和他們攜手偕行，并在統一指揮下，一致為保衛祖國而戰，我們相信，他們一定是和我們有同心的。
上述這些政策，我們都愿意同國民黨及各界人士商量，取得一致的意見，并把這些附在抗日方針、國家制度等等主要條款之后，一并放進民族陣線的綱領里面去，以便在全國范圍內實行。
問:新的統一戰線政策，是否即謂中國共產黨人為建立民族陣線，放棄階級斗爭，而變成了民族主義者?
答:如前所述，共產黨決定實行的各種具體政策，其目的完全在為著要真正抵抗日本保衛中國，因此必須實現國內和平，取消兩個政權的對立狀態，否則對日抗戰是不可能的。這叫做將部分利益服從于全體利益，將階級利益服從于民族利益。國內任何政黨與個人，都應明此大義。共產黨人決不將自己觀點束縛于一階級與一時的利益上面，而是十分熱忱地關心全國全民族的利害，并且關心其永久的利害。在階級斗爭問題上，我們主張從下述兩方面努力，適當地解決此問題:
第一，在地主資本家方面，他們是有錢有勢的，首先應當尊重民族利益，對于工農的生活及待遇極力加以改善。因為地主資本家如果照舊對工農施行各種慘無人道的壓迫與剝削，只顧他們一部分一階級的利益，工農就不能生存，更不能抗日，國家就要滅亡，地主資本家也要變成亡國奴。所以稍有良心的地主資本家，都應激發愛國心，為了抗日救國的必要，贊成改善工農的經濟生活與政治生活。決不能只讓自己有飯吃，工農就沒有飯吃；自己有政治上自由，工農就沒有自由。我想除非日本的走狗即漢奸分子，才不顧大局與民族利益，當此亡國滅種關頭，還向工農盡力地壓迫剝削。這一方面的要求，我們已經代表全國工農向國民黨提出，國民黨為了大局與民族利益，對此應該有滿意的答復。
第二，在工農貧苦群眾方面，他們是無錢無勢的，但他們是國家的基礎，是最大的階級。當此亡國滅種關頭，他們最重要的任務，同樣是抵抗日本保衛中國，并且他們將是抗日救國的主要力量，抗日救國沒有他們是完全不行的。他們在得到經濟生活與政治生活的改良之后，他們對于地主資本家與國民黨的不滿，也就可以減少。但工農同樣應該顧全大局與民族利益，因此，凡與抗日救國不適合的要求，我們同樣不主張提出。共產黨主張改善人民生活，而停止沒收土地，就是為了這個緣故。
中國共產黨現在提出的這些政策，沒有問題的是帶著愛國主義性質的。有人說:共產黨是國際主義者，他們是不顧民族利益的，他們不要保衛祖國。這是極糊涂的話。中國共產黨人是國際主義者，他們主張世界大同運動；但同時又是保衛祖國的愛國主義者，為了保衛祖國，愿意抵抗日本到最后一滴血。十五年來共產黨領導的民族解放斗爭，是人人皆知的事實。這種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并不沖突，因為只有中國的獨立解放，才有可能去參加世界的大同運動。
問:如果中國民族陣線政府建立起來，那末對日本的和平條件是什么?中日兩國之間是否還應該進行談判?
答:如果日本愿意和平的話，我們是不拒絕談判的。我們的和平條件是下列各項:
第一，日本取消對中國的侵略政策，即取消其所謂大陸政策[8]與廣田三原則[9]，尊重中國的獨立，將兩國放在完全平等地位；
第二，交還東北四省及察哈爾[10]北部，取消“滿洲國”[11]，取消殷汝耕冀東政府[12]；
第三，撤退華北駐屯軍；
第四，停止日本飛機在中國境內的自由飛航；
第五，取消日本在中國各地的偵探組織，即所謂特務機關；
第六，禁止在中國境內的日本人對于中國人所施的橫暴無理態度；
第七，禁止走私。
只有在日本同意談判這些條件的原則之下，才應該進行和平談判。一切犧牲中國領土主權的談判，我們都要反對的。但是你要知道，只有日本人民政府成立，才有在這些條件上談判之可能。日本現在是軍閥政府，這種可能并不存在。
問:對日作戰是否已成為不可避免?
答:不可避免。在日本人民推翻日本軍閥政府以前，日本的侵略政策是不會停止的，因此戰爭無可避免。德日協定[13]之后，戰爭的威脅更加緊了一步。
問:日本方面宣稱中國國共合作是妨礙遠東和平的，你如何答復這種理論?
答:日本軍閥的所謂“遠東和平”，是說日本占領中國，而中國則不要抵抗，讓其占領，同中國問題有關系的各國如英、美、法、蘇等也不要反對。這就是“不戰而亡人之國”，是日本軍閥需要的所謂“遠東和平”。但是還有一種遠東和平，那就是實行我在上面講過的辦法，日本取消侵略政策，交還東北四省，撤退駐屯軍等等，使得中國人民和平地生活，世界各國與中國和平地通商，這是另外的一種遠東和平。但只有這種和平，才是真正的和平，這是中國人所需要的，也是世界各和平國家所需要的，也是日本人民所需要的。不需要這種和平的，僅只有日本軍閥及其侵略盟友德意兩法西斯國家。因此，我們可以這樣說:我們反對“遠東和平”，這就是說的前一種“和平”；我們又贊成遠東和平，這就是說的后一種和平。我們主張拿后一種和平去代替前一種“和平”。因為日本軍閥口中的所謂“和平”，只是戰爭的別名，只是使得中國人當奴隸的別名，只是使得世界各和平國家大家感受威脅的別名，而且只是給日本人民以極大損害的別名。這種“和平”，據我看來，是應該對它“妨礙”一下的。
問:中日戰爭和世界和平之間是否有矛盾?能否找出調和的基點呢?
答:中日戰爭和世界和平之間當然是有矛盾的。世界大多數的國家和人民都希望和平，但是日本軍閥則希望戰爭。這種矛盾，依照日本的方針是不能調和的。要解決這一矛盾，只有一條道路，就是一方面世界各和平國家與中國一同反對日本的侵略政策，迫使日本軍閥服從世界公論；另一方面，如果戰爭不能避免的話，中國應該堅決抗戰。只有這些辦法，才是同世界和平相適應的。同世界和平調和的基點，也只能建立在制裁與抵抗侵略者的政策上面。
問:九國公約，凱洛格―白里安公約和國聯盟約[14]等類和平公約，你以為能夠阻止日本向中國作戰嗎?在中日戰爭中，你以為這些條約將起何種作用，有何種意義?
答:這些條約，在今天看來，確表示著一種和平愿望，因此，侵略國家就表示了它們的堅決反對。但這些條約，對于日本這樣的侵略國家，僅只是一種道德制裁力量，要阻止日本向中國作戰是不可能的。這些條約在中日戰爭中，決不會起多大作用，因此也就沒有多大的實際政治上的意義。要阻止日本向中國作戰，必須有一種新的條約，而這種條約應該包括以武力對付日本侵略暴行的具體事項在內，如像締結太平洋集體安全條約之類。只有這種條約才能真正阻止戰爭，戰爭起來時，也能夠迅速結束戰爭。
問:在聯合陣線政府成立之后，中國能夠立即對日作戰嗎?或者還需相當的準備時期?
答:這要看日本的情形。在日本進攻中國時，不管在什么時候進攻，中國都應該立起抗戰。但我們并不主張向日本挑釁，我們的方針是自衛戰。因此，我們應該迅速地切實地從各方面作準備，使中國在任何時候都能夠應付事變。我們并不反對準備，但反對所謂“長期準備”，反對借準備之名，行妥協之實。
問:如果沒有國際幫助，中國人民現有的資源、財力，是否已足以發動一個勝利的抗日戰爭?中國能否支持戰爭的財政經濟負擔?
答:沒有友軍，中國也是必須抗戰的，而且以中國的資源與自然條件，是能夠支持長期作戰的。紅軍的十年作戰史，就是活的證據。但是我們正在找尋友軍，這是因為日本已有了它的強盜同盟，中國決不能自處孤立。所以我們主張中、英、美、法、蘇五國建立太平洋聯合陣線。這種聯合陣線是援助中國的，同時也是各國互助的。因為日本的侵略不但是中國的大禍，也是世界的大禍，如像德國是世界的大禍一樣。何況這兩個侵略國現在已經聯合起來了。我以為中、英、美、法、蘇五國應該趕快地聯合一致，否則有被敵人各個擊破之虞。
問:在現狀下――即日、德、意同盟的狀況之下，這樣一個戰爭，對日本的經濟、財政、貿易等的影響將如何?日本能夠在這兩國的幫助下渡過這個戰爭嗎?
答:日本侵略中國，對于日本人民是完全沒有利益的。日本對中國戰爭的最后結果，將不是日本的勝利，而是日本財政、經濟以及政權的崩潰。這一點，不僅日本人民知道，就是日本資產階級中具有遠見的人們也是知道的，但日本軍閥則無論如何也不知道。日本軍閥已經結合了一個世界的侵略同盟，希望得到德、意的幫助和策應。他們不但希望用這種方法去渡過向中國侵略的戰爭，而且正準備用這種方法取得全世界。他們所做的夢當然是很完滿的，但是據我看來，他們的結果將不是怎樣完滿的。中國人應該有戰勝日本的自信心。
問:共產黨為什么主張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大家如出意外，希望有所解釋。
答:并不在意外，實是在意中，只是大家沒有聯系過去共產黨的政治主張罷了。自從日本侵略開始以來，我們就是愿意停止內戰的，因為只有國內和平，才能對日抗戰。四年前三個條件下與國民黨軍隊訂立抗日協定的宣言，前年的八一宣言，去年的致國民黨書等等，無不是表示我們誠懇地愿意同國民黨建立新的聯合戰線。西安事變中，國內一部分人極力挑撥內戰，內戰危險是很嚴重的。如果沒有十二月二十五日張漢卿[15]送蔣介石先生回京一舉，如果不依照蔣介石先生處置西安事變的善后辦法，則和平解決就不可能。兵連禍結，不知要弄到何種地步，必然給日本一個最好的侵略機會，中國也許因此亡國，至少也要受到極大損害。當西安事變中，日本軍閥方面，寧、滬、平、津一部分中國人方面，都說西安事變是共產黨的陰謀。這種說法完全不合事實。西安事變是國民黨內部在抗日問題與國內改革問題上，因政見不同而發生的，完全是一件突發的事變，我們事前全不知道。事變之后，寧陜對立，于是又有人說:共產黨要把西安造成馬德里[16]，這也完全不合事實。中國與西班牙的政治環境根本不同，在西班牙不能不是內戰，而在中國的今天唯一的是對外抗戰，國內則必須和平。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事實，已經證明他們的話完全是臆測，有些則是惡意的造謠。
問:許多人不但說西安事變是共產黨干的，而且說在城墻上紅旗高懸，又說紅軍在三原一帶擄掠青年男女，究竟事實如何?
答:關于西安插紅旗一類的事，大概只有日本人和漢奸看見了吧，可是西安人至今沒有看見。擄掠青年男女的話，也必然是出之于日本人與漢奸之口，這也只有去問三原的青年男女才會明白。現在官方文件中，還在說紅軍殺人放火，壓迫民眾，破壞農村。這些話他們已經說了十年了，可是至今還不疲倦，還要說一遍，說話的人固然有他說話的自由，可是全中國人也都有用眼睛看事實的自由。現在政府還沒有制出禁止人民用眼睛看事實的法律，任何人都可以跑到紅軍走過或住過的地方去看看實在情形，用不著我來多說。
問:外面傳說共產黨現在的政策是向國民黨屈服、投降和悔過。于此，你有何意見?
答:我知道外面正有人這樣說。可是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人卻不愿意這樣說，日本人只愿意國共相打，決不贊成這種“屈服、投降和悔過”的政策，因為日本軍閥深知共產黨采取與國民黨協調的政策，盡管有人說它是“屈服、投降和悔過”，可是實際是給與日本侵略政策以嚴重打擊的。觀察中國問題有一個標準，就是凡屬革命政策，日本人一定反對；凡屬反革命政策，日本人一定歡迎。要檢查任何一政策一行動之是否正確，只要看一看日本人的態度就得了。現在也只要看一看日本人是如何地反對所謂“屈服、投降和悔過”的政策，就可以證明我們的政策是何等革命的政策了。共產黨向國民黨要求的，是請他們結束十年來的老政策，轉變到新的民族革命與民主革命的政策。這些要求，表現在共產黨給國民黨三中全會的電報中，那就是關于召集救國代表大會，人民民主自由，改善人民生活，迅速準備抗戰等等。在這種情況下，共產黨愿意改變蘇維埃與紅軍的名義，取消同國民黨的對立，停止沒收地主土地。沒有疑義的，共產黨的這種步驟，是對國民黨一個大的讓步。但這種讓步是必要的，因為這種讓步是建立在一個更大更重要的原則上面，這就是抗日救亡的必要性與緊急性。這叫做雙方讓步，互相團結，一致抗日。國民黨中所有明智的領袖與黨員，都是明白這種意義的。但國內有一部分帶著阿Q精神的人，卻洋洋得意地把我們的這種讓步叫做“屈服、投降和悔過”。大家知道，死去不久的魯迅，在他的一篇小說[17]上，描寫了一個叫做阿Q的人，這個阿Q，在任何時候他都是勝利的，別人則都是失敗的。讓他們去說吧，橫直世界上是不少阿Q這類人物的。此外還有一部分患著“左”傾幼稚病的人士，這種人各地都有，槍殺王以哲的那位孫銘九[18]，就是這類人物的極端的代表。他們愛國出于熱忱，他們為喪權失地的悲慘歷史而憤激，他們的心地是純潔的。但是他們缺乏政治經驗，在大事變中認不清方向，不知道局部與全體、過去與現在、今日與明日的差別與聯系。他們開始即反對蔣先生回京，后來又反對和平解決。在西安方面，有一部分人，不但對共產黨不了解，即對張楊[19]及其他主持和平的人士也都不了解。他們不了解國民黨進步雖極緩慢，但一致抗日的前途是存在的。國民黨中國民革命軍中的抗日情緒在日益增漲，大多數的領袖與黨員是能夠和我們及人民一道從事于抗日救亡的事業的。國民黨政策的轉變誠然至今還不滿人意，但是業已開始了它的轉變，三中全會的決議，可以看作這種開始轉變的證據。他們不知道把國民黨多數的愛國分子及可能走向愛國的分子，同實際賣國的分子即所謂親日派區別開來，他們把這二者混而為一。他們又不知道國內一切先進分子的責任，在于多方說服暫時還不能了解我們觀點的人使之得到了解，以便共同赴敵。這其間需要忍耐性，有時需要退讓一步，只要不違反抗日救國的大原則都可以商量。關于這部分性急的志士們，對于我們政策的不了解，我們唯有以上述的自我批評奉獻他們。至于有些唯求個人與部分利益而把民族利益置之腦后的人們，不管他們是親日派或是口頭抗日家，那就不是什么自我批評，也不是僅僅諷刺幾句的問題，而是揭破他們的陰謀，使之無法施展其伎倆。
問:你們對于三民主義的態度如何?
答:我們老早就是信仰三民主義的，不然我們為什么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能夠加入國民黨呢?我們黨中曾經有若干人是國民黨的中央委員及省黨部委員，我就是其中的一個，林伯渠、吳玉章、董必武、謝覺哉、董維鍵諸位都是。又有許多人曾經是國民革命軍的領導干部，我們的朱德、周恩來、彭德懷、劉伯承、賀龍、林彪、葉劍英、徐向前諸位都是。現在的任務是必須為真正實現革命的三民主義而奮斗，這就是說，以對外抗戰求得中國獨立解放的民族主義，以對內民主自由求得建立普選國會制、民主共和國的民權主義，以改善人民生活求得解除大多數人民痛苦的民生主義。這樣的三民主義與我們的現時政綱，并無不合，我們正在向國民黨要求這些東西。去年八月致國民黨書中，已要求他們恢復孫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義。我們是最堅決最忠誠地為實現三民主義中國而奮斗的。即以我們過去實行土地革命政策而論，亦無非孫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主張而已。至于我們還信仰共產主義，那是不相沖突的，孫中山先生在世時曾經同意我們同時信仰共產主義，并且國民黨員中有許多是信仰資本主義的，有許多還信仰無政府主義，有些人則信仰孔子主義、佛法主義、基督主義，無所不有，也無所不包。只要當前革命政綱取得一致，即構成了團結救國的基礎，即可泯除一切猜疑，走上共赴國難的軌道。中華民國光明燦爛的前途，實基于此。
根據一九三七年三月十六日至四月三日出版的《新中華報》第三百三十八期至三百四十三期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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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史沫特萊（一八九四――一九五○），美國進步記者和作家。
[2]指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和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七日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宣言。宣言中提出愿在三個條件下與全國各軍隊共同抗日：（一）立即停止進攻蘇維埃區域；（二）立即保證民眾的民主權利（集會、結社、言論、罷工、出版之自由等）；（三）立即武裝民眾，創立武裝的義勇軍，以保衛中國及爭取中國的獨立統一與領土的完整。
[3]指一九三五年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華北和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政府出賣華北主權的一系列事件，通稱華北事變。
[4]指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和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通稱八一宣言。
[5]指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窯堡會議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通過的《關于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
[6]指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見本卷第424433頁。
[7]指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五日至二十二日在南京召開的中國國民黨第五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會議主要討論對中國共產黨和對日本的政策。由于全國人民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要求，會議實際上接受了國共兩黨合作抗日的政策，確定了和平統一、修改選舉法、擴大民主、釋放政治犯等原則。
[8]大陸政策，指一九二七年日本首相田中義一提出的吞并中國的東北和內蒙古，并進而滅亡中國、稱霸世界的侵略計劃，又叫田中政策。
[9]廣田三原則，指日本外相廣田弘毅在一九三五年十月對中國駐日大使提出的所謂“對華三原則”。其主要內容是：一、中國取締一切抗日運動，放棄依賴英美的政策；二、中國承認偽“滿洲國”，樹立中日“滿”經濟合作；三、中日共同防共。
[10]察哈爾，見本卷第382頁注[3]。
[11]“滿洲國”，是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國主義侵占中國東北后制造的傀儡政權。一九三二年三月在長春成立，扶溥儀為“執政”。一九三四年三月稱“滿洲帝國”，“執政”改稱“皇帝”。
[12]殷汝耕冀東政府，參見本卷第434頁注[5]。
[13]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德國和日本在柏林簽訂《反共產國際協定》。德日締結的這一協定，實際上是同年十月二十五日德國和意大利通過簽訂協定形成的柏林―羅馬軸心的擴展。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六日意大利參加德日《反共產國際協定》，法西斯國家的反共同盟（柏林―羅馬―東京軸心）正式形成。
[14]九國公約，參見本卷第13頁注[7]。凱洛格―白里安公約，即白里安―凱洛格公約，指由法國外長白里安、美國國務卿凱洛格發起，美、英、法、德、比、意、日、波、捷等國代表一九二八年八月二十七日在巴黎簽訂的《關于廢棄以戰爭作為推行國家政策的工具的一般條約》（又稱非戰公約）。但在簽約同時，美英法等國即先后聲稱各國有權根據情況決定是否“訴諸戰爭”。截至一九三三年，加入非戰公約的有包括中國在內的六十三個國家。國聯盟約，指一九一九年在法國巴黎和會上通過的關于建立國際聯盟的條約。
[15]張漢卿，即張學良，見本卷第371頁注[10]。
[16]馬德里是西班牙的首都。一九三六年七月，德意法西斯支持西班牙軍人佛朗哥發動叛亂，并武裝干涉西班牙內政。西班牙人民在人民陣線政府領導之下，進行了保衛民主反對侵略的英勇抗戰。這個戰爭，以馬德里的保衛戰最為激烈。保衛馬德里的戰爭，從一九三六年十月起，前后堅持兩年又五個月。
[17]指《阿Q正傳》。
[18]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下旬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后，張學良被蔣介石關押在南京。一九三七年二月二日，東北軍內一部分對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不理解的青年軍官孫銘九（當時任東北軍特務團團長）等，派人將主張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東北軍第六十七軍軍長王以哲等槍殺。
[19]張楊，指張學良、楊虎城。楊虎城，見本卷第371頁注[13]。
為徐特立[1]六十歲生日寫的賀信
(一九三七年一月三十日)
徐老同志:
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2]，你現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將來必定還是我的先生。當革命失敗的時候，許多共產黨員離開了共產黨，有些甚至跑到敵人那邊去了，你卻在一九二七年秋天加入共產黨，而且取的態度是十分積極的。從那時至今長期的艱苦斗爭中，你比許多青年壯年黨員還要積極，還要不怕困難，還要虛心學習新的東西。什么“老”，什么“身體精神不行”，什么“困難障礙”，在你面前都降服了。而在有些人面前呢?卻做了畏葸不前的借口。你是懂得很多而時刻以為不足，而在有些人本來只有“半桶水”，卻偏要“淌得很”。你是心里想的就是口里說的與手里做的，而在有些人他們心之某一角落，卻不免藏著一些腌腌臜臜的東西。你是任何時候都是同群眾在一塊的，而在有些人卻似乎以脫離群眾為快樂。你是處處表現自己就是服從黨的與革命的紀律之模范，而在有些人卻似乎認為紀律只是束縛人家的，自己并不包括在內。你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而在有些人卻是出風頭第一，休息第一，與自己第一。你總是揀難事做，從來也不躲避責任，而在有些人則只愿意揀輕松事做，遇到擔當責任的關頭就躲避了。所有這些方面我都是佩服你的，愿意繼續地學習你的，也愿意全黨同志學習你。當你六十歲生日的時候寫這封信祝賀你，愿你健康，愿你長壽，愿你成為一切革命黨人與全體人民的模范。
此致革命的敬禮!
毛澤東
一九三七年一月三十日于延安
根據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毛澤東書信選集》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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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徐特立（一八七七――一九六八），湖南長沙人。當時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教育部部長。
[2]徐特立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一九年在湖南省立第一師范學校任教期間，毛澤東曾在那里求學。
給閻錫山[1]的信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百川副委員長勛鑒:
陜變[2]突起，事出非常。從電訊中知我公反對內戰，有“共維大局”之語，至理名言，曷勝欽佩。敝方主張詳刪皓兩電[3]，抄陳臺鑒。敝方為大局計，不主決裂，亦絲毫不求報復南京，愿與我公及全國各方調停于寧陜之間，誠以非如此則損失盡屬國家，而所得則盡在日本。目前寧軍[4]攻陜甚急，愿我公出以有力之調停手段。至于紅軍，只要南京停止“剿共”政策，贊同統一戰線，一致抗日，并劃定適宜之防地，決不向南京管轄境內進攻。對我公領導之晉綏[5]方面，前遣彭雨峰[6]晉謁，已將鄙意奉陳。數月來我公及傅將軍在綏東英勇抗敵[7]，與開放民眾愛國運動，取消防共會，尤為敬佩之至。惟現寧陜相持甚急，如寧方堅持進攻而無絲毫轉圜之余地，則紅軍勢難坐視。戰爭范圍擴大，所需于我公協助之處甚多。如何使晉綏陜甘四省親密團結，聯成一氣，俾對國事發言更為有力之處，敬祈錫示南針。尊處與敝處電臺聯絡亟宜從速建立，再從吉縣、延長建立徒步通信站。如荷同意，電臺即從一月十五號起開始發報。徒步通信站在吉縣者尊處任之，在延長者敝處任之，在平渡關兩岸各備渡船一只，約定專任通信，雙方武裝互不過河。晉陜經濟通商亦懇早日實行，恢復尋常關系。吉縣縣長璩象咸先生今春隨軍來陜，屈在敝處教育部工作者數月。璩先生誠篤君子，對敝方抗日統一戰線政策知之頗悉，倘得隨時往來，甚為歡迎。彭雨峰在尊處多承優遇，感荷實深，尚祈隨時予以指導，使之有所遵循。一切統祈詳示。敬頌公祺!
毛澤東 敬上
十二月二十二日
根據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毛澤東書信選集》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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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閻錫山，字百川，見本卷第371頁注[14]。
[2]陜變，指西安事變。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東北軍領導人張學良和第十七路軍領導人楊虎城在西安扣留蔣介石，要求停止內戰、聯共抗日，這次事件通稱西安事變。
[3]刪電，指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五日毛澤東等紅軍將領就西安事變致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的電報，見本卷第468－469頁。皓電，指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九日提議召集和平會議解決西安事變的通電。
[4]指西安事變發生后，南京國民黨政府中親日派何應欽指揮的向陜西進逼的軍隊。
[5]綏，指綏遠省，見本卷第371頁注[16]。
[6]彭雨峰，即彭雪峰，見本卷第454頁注[2]。
[7]一九三六年八月和十一月，日本帝國主義指使偽蒙軍兩次進攻綏遠（今屬內蒙古自治區）東北地區。綏遠駐軍傅作義等部奮勇抗擊，并于十一月收復百靈廟等地。傅作義，當時任綏遠省主席、國民黨軍第三十五軍軍長。
給中華民族革命同盟[1]的信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中華民族革命同盟諸先生:
接到了你們的信，完全同意你們信上的意見。我們與晉綏[2]當局之間尚缺乏必要的與誠意的聯系，對于當前迫切的救亡任務是非常不利的。我們堅決申明:完全同情于晉綏當局及軍隊與人民真正抵抗日寇捍衛疆土的決心與行動，我們愿以全力為他們援助。今年春間紅軍渡河東進，原以冀察[3]為目的地，以日寇為正面敵，不幸不見諒于閻[4]蔣兩先生，是以引軍西還，靜待他們之諒解。紅軍雖迫切愿望迅速進入抗日陣地的最前線，但必須先求得當地友軍之諒解，在沒有取得諒解以前，紅軍決不冒然開進。如果晉綏當局真心抗日，而又于他們認為必要時，紅軍當與之訂立合作協定，在協定中規定劃分防線，互相援助，保證給養補充，并統一作戰指揮等事項。如果此協定能夠訂立，紅軍依據此協定進入晉綏抗戰地段，則紅軍當唯抗戰之利益是務，決不干涉當地之行政與決不對友軍有任何不利的行動。來信問到紅軍在西北的戰略企圖，我們告訴你們，紅軍的唯一企圖在保衛西北與華北，目前是集中于陜甘寧地區，首先求得國民黨軍隊的諒解，在合作基礎上共同進入抗日陣地，舍此并無其他企圖。我們現已向西北一切國民黨軍隊發表申明:紅軍自動地停止攻擊他們，僅在他們進攻時采取必需之自衛手段，在為自衛而繳獲他們的人員武器，如果他們轉至抗日時，一律送還，他們向抗日陣地轉移時，不許紅軍任何人員有任何妨礙他們的舉動，并須予以一切可能的援助。總之，當此國亡無日之時，我們的志愿是抗日救亡，也僅僅在于抗日救亡。各方雖尚有若干對我們懷抱疑慮的人，但悠長的歲月將證明我們所說的就是我們所做的。你們為民族解放而奮斗，我謹代表我們的黨、我們的政府與我們的紅軍，向你們獻上熱烈的敬意，希望雙方結成堅固的陣線，為驅逐日本帝國主義而斗爭到底，并望你們推動各方首先是晉綏當局迅速執行抗戰并成立各派的聯合陣線，我們亦正在向各方面這樣去做。專此奉復。謹致民族革命的敬禮!
毛澤東
十二月二十二日于陜北蘇區
根據中央檔案館保存的手稿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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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中華民族革命同盟，指一九三三年福建事變失敗后，李濟深、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等于一九三五年在香港建立的國民黨民主派的秘密政治組織，辦有《民族戰線》等報刊，宣傳抗日反蔣。
[2]綏，指綏遠省，見本卷第371頁注[16]。
[3]察，指察哈爾省，見本卷第382頁注[3]。
[4]閻，指閻錫山，見本卷第371頁注[14]。
即向陳立夫[2]先生等提出下列要求，征其同意。
目前最大危機是日本與南京及各地親日派成立聯盟，借擁蔣旗幟，造成內亂，奴化中國。南京及各地左派應速行動起來，挽救危局，共產黨愿意贊助左派，堅決主張在下列條件基礎上成立國內和平，一致對付日本與親日派。
(甲)吸收幾個抗日運動之領袖人物加入南京政府，排斥親日派。
(乙)停止軍事行動，承認西安之地位。
(丙)停止“剿共”政策，并與紅軍聯合抗日。
(丁)保障民主權利，與同情中國抗日運動之國家成立合作關系。
(戊)在上述條件有相當保證時，勸告西安恢復蔣介石先生之自由，并贊助他團結全國一致對日。結果如何，速以電報答復。
毛
二十一日
根據中央檔案館保存的抄件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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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這是毛澤東為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給當時受中國共產黨委派同南京國民黨當局談判的代表潘漢年的電報。
[2]陳立夫，一九○○年生，浙江吳興人。當時被蔣介石指定負責同中國共產黨進行聯系和談判。
實現國內和平一致抗日的五項條件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漢年同志:
即向陳立夫[2]先生等提出下列要求，征其同意。
目前最大危機是日本與南京及各地親日派成立聯盟，借擁蔣旗幟，造成內亂，奴化中國。南京及各地左派應速行動起來，挽救危局，共產黨愿意贊助左派，堅決主張在下列條件基礎上成立國內和平，一致對付日本與親日派。
(甲)吸收幾個抗日運動之領袖人物加入南京政府，排斥親日派。
(乙)停止軍事行動，承認西安之地位。
(丙)停止“剿共”政策，并與紅軍聯合抗日。
(丁)保障民主權利，與同情中國抗日運動之國家成立合作關系。
(戊)在上述條件有相當保證時，勸告西安恢復蔣介石先生之自由，并贊助他團結全國一致對日。結果如何，速以電報答復。
毛
二十一日
根據中央檔案館保存的抄件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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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這是毛澤東為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給當時受中國共產黨委派同南京國民黨當局談判的代表潘漢年的電報。
[2]陳立夫，一九○○年生，浙江吳興人。當時被蔣介石指定負責同中國共產黨進行聯系和談判。
關于西安事變致國民黨、國民政府電
南京國民黨、國民政府諸先生勛鑒:
西安事變，驚傳蔣氏被幽，事出意外。然此實蔣氏對外退讓、對內用兵、對民壓迫三大錯誤政策之結果。張楊[1]均貴黨中央委員，且屬“剿共”軍領袖，然亦堅請停止“剿共”，一致抗日；觀其宣布之八項主張[2]，實為全國人民之所言，厲行不暇，何可厚非。今日之西安事變，不過繼福建事變、兩廣事變[3]之后，鼎足而三耳。三者皆貴黨中抗日救國之賢豪，不滿蔣氏降日賣國之所為而蹶然揭出正義之旗耳。若漫不加察，一意孤行，行見同類之事變，將遍發于國中，禍患之紛乘，欲收拾而無術。夫中國國民黨中愛國英賢豈得謂少，然受制于蔣氏，復受制于媚外殘民之親日派，正氣不伸，黨義為毀，國則日蹙百里，傷破碎之河山，民則及汝偕亡，抱敷天之怨痛。竊以西安事變之發，南京當局亟宜引為反省之資，而絕不可負氣橫決，反而發動空前之內戰，如近日電訊之所傳者。語云，鷸蚌相持而漁人伺于其側，漁人今已高舉其網矣。彼日本者，自聞南京決定討伐張楊，興高采烈，堅甲利兵，引滿待發。誠使南京諸公之區，張楊勇義之眾，晉綏[4]烽火之側，而全國鼎沸之時，勝負之數，誠未可知，借令戰勝攻取，快意肆志，而日本乘機入寇，因虛而襲滬寧[5]，取青濟[6]，華北獨立，西北亦危，全國喪亡，真將萬劫不復。螳螂黃雀之喻，親痛仇快之譏，千秋萬世，永難湔滌。鄙人等心所謂危，不敢不告。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也，國之不存，民于何有，民之泯滅，黨將焉傅。是以鄙人等年余以來，不憚反復陳詞，謀國共之合作，化敵為友，共赴國仇，亦既舌敝唇焦矣。公等而果欲自別于蔣氏，復欲自別于親日派，謂宜立下決心，接受張楊二氏主張，停止正在發動之內戰，罷免蔣氏，交付國人裁判，聯合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組織統一戰線政府，放棄蔣氏愛擺之集權、統一、綱紀等等索然無味之官僚架子，老老實實與民更始，開放言論自由，啟封愛國刊物，釋放愛國人犯，舉內戰之全軍，立即開赴晉綏，抗御日寇，化黑暗為光明，變不祥為大慶。若是，則鄙人等雖不敏，愿率人民紅軍二十萬眾，與貴黨軍隊聯袂偕行，共赴民族革命之戰場，為自由解放之祖國而血戰。否則國亡種滅，不但全國人民及貴黨中愛國志士不能坐視，鄙人等亦決不能袖手旁觀也。臨電屏營，佇候明教。
毛澤東 朱德
周恩來
張國燾
林祖涵 徐特立 王稼穡[7]彭德懷
賀龍
葉劍英 任弼時
林彪
徐向前 陳昌浩 徐海東
刪
根據中央檔案館保存的抄件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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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張楊，指張學良、楊虎城，分別見本卷第371頁注[10]、注[13]。
[2]指張學良、楊虎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三日通電全國宣布的抗日救國八項主張：（一）改組南京政府，容納各黨各派共同負責救國；（二）停止一切內戰；（三）立即釋放上海被捕之愛國領袖；（四）釋放一切政治犯；（五）開放民眾愛國運動；（六）保障人民集會結社一切政治自由；（七）確實遵行總理遺囑；（八）立即召開救國會議。
[3]福建事變，指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日國民黨軍第十九路軍將領蔡廷鍇、蔣光鼐等聯合國民黨內李濟深等一部分反蔣勢力在福建發動的事變。事變后在福州成立抗日反蔣的“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一九三四年一月，福建人民政府在蔣介石的軍事壓力和分化下失敗。兩廣事變，見本卷第437頁注[2]。
[4]綏，指綏遠省，見本卷第371頁注[16]。
[5]滬寧，指上海、南京。
[6]青濟，指青島、濟南。
[7]王稼穡，即王稼祥。
給馮玉祥[1]的信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五日)
煥章先生：
從報紙從廣播從滬寧友人得悉先生一腔抗日救亡之義憤，雖沒有和先生見面，等于見了一樣。
在亡國慘禍面前，不分黨派信仰將同遭浩劫，因此合作救亡是天經地義。
然而蔣介石先生至今猶孤行己意，對日無抗戰決心，對內則動員三百個團大舉“剿共”。最近敝軍略施還擊，胡宗南軍一旅潰敗，一旅覆滅，[2]其軍心動搖已極，然夫己氏[3]猶不悟也。
目前急務似無急于停止內戰。誠得先生登高一呼，眾山齊應，今日停戰，明日紅軍與西北“剿共”各軍立可開進于綏遠[4]戰場。否則，長城淞滬諸役[5]前車可鑒，日蹙國百里，雖噬臍而無及矣!澤東與先生處雖異地，心實無間，倘得不吝教悔，錫以圭針，敢不拜賜!敝方抗日救國綱領，具見八月二十五日致中國國民黨書[6]，前曾遣人付上，諒承鑒察，有何評判，愿接高明。
先生老部下董振堂[7]諸君，大有進步，堪以告慰。書不盡意。
肅頌勛祺!
毛澤東 手啟
十二月五號
根據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毛澤東書信選集》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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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馮玉祥（一八八二―一九四八），字煥章，安徽巢縣人。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后，主張抗日，反對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一九三三年與中國共產黨合作，在張家口組織民眾抗日同盟軍，任總司令。一九三六年任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
[2]參見本卷第465頁注[4]。
[3]夫己氏，詞意為那個人。
[4]綏遠，見本卷第371頁注[16]。
[5]長城抗戰，見本卷第465頁注[5]。淞滬抗戰，見本卷第465頁注[6]。
[6]見本卷第424－433頁。
[7]董振堂（一八九五―一九三七），河北新河人。曾是馮玉祥部的師長。一九三一年國民黨軍第二十六路軍被蔣介石派到江西“圍剿”紅軍，董任該部第七十三旅旅長。同年十二月十四日董振堂同趙博生、季振同等率部在江西寧都起義，參加中國工農紅軍，起義部隊編為紅軍第五軍團。一九三六年董任紅軍第五軍軍長。
給蔣介石的信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一日)
介石先生臺鑒:
去年八月以來，共產黨、蘇維埃與紅軍曾屢次向先生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自此主張發表后，全國各界不分黨派，一致響應。而先生始終孤行己意，先則下令“圍剿”，是以有去冬直羅鎮之役[1]。今春紅軍東渡黃河，欲赴冀察[2]前線，先生則又阻之于汾河流域。吾人因不愿國防力量之無謂犧牲，率師西渡，別求抗日途徑，一面發表宣言，促先生之覺悟。數月來綏[3]東情勢益危，吾人方謂先生將翻然變計，派遣大軍實行抗戰。孰意先生僅派出湯恩伯之八個團向綏赴援，聊資點綴，而集胡宗南、關麟征、毛炳文、王均、何柱國、王以哲、董英斌、孫震、萬耀煌、楊虎臣、馬鴻逵、馬鴻賓、馬步芳、高桂滋、高雙成、李仙洲等二百六十個團，其勢洶洶，大有非消滅抗日紅軍蕩平抗日蘇區不可之勢。吾人雖命令紅軍停止向先生之部隊進攻，步步退讓，竟不能回先生積恨之心。吾人為自衛計，為保存抗日軍隊與抗日根據地計，不得已而有十一月二十一日定邊山城堡之役[4]。夫全國人民對日寇進攻何等憤恨，對綏遠抗日將士之援助何等熱烈，而先生則集全力于自相殘殺之內戰。然而西北各軍官佐士兵之心理如何，吾人身在戰陣知之甚悉，彼等之心與吾人之心并無二致，亟欲停止自殺之內戰，早上抗日之戰場。即如先生之嫡系號稱勁旅者，亦難逃山城堡之慘敗。所以者何，非該軍果不能戰，特不愿中國人打中國人，寧愿繳槍于紅軍耳。人心與軍心之向背如此，先生何不清夜捫心一思其故耶?今者綏遠形勢日趨惡化，前線之守土軍隊為數甚微，長城抗戰[5]與上海一二八之役[6]前車可鑒。天下洶洶，為公一人。當前大計只須先生一言而決，今日停止內戰，明日紅軍與先生之西北“剿共”大軍，皆可立即從自相殘殺之內戰戰場，開赴抗日陣線，綏遠之國防力量，驟增數十倍。是則先生一念之轉，一心之發，而國仇可報，國土可保，失地可復，先生亦得為光榮之抗日英雄，圖諸凌煙，馨香百世，先生果何故而不出此耶?吾人敢以至誠，再一次地請求先生，當機立斷，允許吾人之救國要求，化敵為友，共同抗日，則不特吾人之幸，實全國全民族唯一之出路也。今日之事，抗日降日，二者擇一。徘徊歧途，將國為之毀，身為之奴，失通國之人心，遭千秋之辱罵。吾人誠不愿見天下后世之人聚而稱曰，亡中國者非他人，蔣介石也，而愿天下后世之人，視先生為能及時改過救國救民之豪杰。語曰，過則勿憚改，又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何去何從，愿先生熟察之。寇深禍亟，言重心危，立馬陳詞，佇候明教。
毛澤東
朱德
張國燾 周恩來
王稼薔[7]彭德懷 賀龍
任弼時
林彪
劉伯承 葉劍英
張云逸
徐向前 陳昌浩 徐海東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一日
根據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毛澤東書信選集》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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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在陜西富縣直羅鎮全殲東北軍第一○九師和第一○六師一個團，粉碎了國民黨軍對陜甘革命根據地的第三次“圍剿”。這次戰役稱直羅鎮戰役。
[2]察，指察哈爾省，見本卷第382頁注[3]。
[3]綏，指綏遠省，見本卷第371頁注[16]。
[4]山城堡之役，指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第四方面軍一部，在第二方面軍配合下，在甘肅環縣山城堡擊敗國民黨軍進攻的戰役。這次戰役全殲國民黨軍主力胡宗南部一個多旅，使國民黨軍從此基本停止了對陜甘寧革命根據地的進攻。
[5]長城抗戰，指一九三三年三月駐守在喜峰口、古北口一帶長城線上的宋哲元部第二十九軍等抗擊日本侵略軍的戰役。
[6]一二八之役，又稱淞滬抗戰，指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起，駐守上海的蔡廷鍇、、蔣光鼐部等奮起抵抗日本侵略軍進攻上海的戰役。
[7]王稼薔，即王稼祥。
在中國文藝協會[1]成立大會上的講話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中國蘇維埃成立已很久，已做了許多偉大驚人的事業，但在文藝創作方面，我們干得很少。今天這個中國文藝協會的成立，這是近十年來蘇維埃運動的創舉。過去我們是有很多同志愛好文藝，但我們沒有組織起來，沒有專門計劃的研究，進行工農大眾的文藝創作，就是說過去我們都是干武的。現在我們不但要武的，我們也要文的了，我們要文武雙全。因為現在中國有兩條戰線，一條是抗日戰線，一條是內戰。要結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把日本帝國主義趕出去，爭取中國民族的獨立解放，首先我們就要停止內戰。但現在有人不愿停止內戰，反而來進攻抗日主力的人民紅軍，要消滅抗日的領導者和核心的蘇維埃，要消滅一切抗日力量，抗日的文藝也要消滅。所以我們要抗日首先就要停止內戰。怎樣才能停止內戰呢?我們要文武兩方面都來。要從文的方面去說服那些不愿停止內戰者，從文的方面去宣傳教育全國民眾團結抗日。如果文的方面說服不了那些不愿停止內戰者，那我們就要用武的去迫他停止內戰。你們文學家也要到前線上去鼓勵戰士，打敗那些不愿停止內戰者。所以在促成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運動中，不管在文藝協會都有很重大的任務。發揚蘇維埃的工農大眾文藝，發揚民族革命戰爭的抗日文藝，這是你們偉大的光榮任務。
根據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三十日《紅色中華》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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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中國文藝協會，是由丁玲、成仿吾、李伯釗等三十四人倡議，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在陜西保安縣（今志丹縣）正式成立的。在成立大會上，由毛澤東提議、全體會員通過定名為“中國文藝協會”。組織協會是為了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目標下，共同推動新的文藝工作，結成統一戰線中新的戰斗力量。
致蔣介石及國民革命軍西北各將領書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六日)
蔣總司令，張副司令，閻主任，傅主席，楊主任，朱主任，于主席，寧夏馬主席，青海馬主席，陳總指揮，王治平軍長，胡軍長，毛軍長，王鼎方軍長，董軍長，何軍長，孫軍長，馮軍長，湯軍長，蕭軍長，高培五軍長，高雙成軍長[1]，暨國民革命軍西北各師旅團長公鑒:
我蘇維埃紅軍自去年八月發表宣言，提議建立抗日統一戰線以來，轉瞬一年多了。這一年間日寇的侵略有加無已，國土日蹙，國勢日衰。現在日寇的兇焰益張。華北分離，綏寧[2]淪亡，已經迫在目前。即長江沿海亦莫不敵船云集，蠢蠢欲動。亡國滅種的條件，接連提出。亡國奴的命運威脅著全中國人民。和平久已絕望，犧牲是無可幸免。局勢至此，非抗戰不足以圖存，已為全中國人民所共信。全中國人民今日所仰望于貴黨政府的，是領導抗戰，驅除日寇。但直至今日，我們猶未聞貴黨政府下最后決心，反而見蔣總司令親臨西北，督“剿”紅軍。這不能不使全國人民失望，不能不使日寇稱快。
時至今日，貴黨政府猶欲以搗亂抗日后方加罪于蘇維埃和紅軍嗎?諸先生親在西北，應知真相。紅軍自去年北上后，即向四周各軍倡議停戰抗日。今春借道過晉，屢屢聲明系東向抗日，又不蒙蔣閻兩先生見諒，只得半途折回，另辟途徑。現在全國紅軍主力三個方面軍已會合于西北，正擬與諸先生所部共赴國防前線，合力抗戰。乃蔣先生忽于綏東告急大禍臨頭之際，不加調兵力增援綏遠，反而派來甘肅進攻紅軍。這是誰來搗亂抗日后方?難道中國可亡，日寇可以聽其長驅直入，惟獨愿意抗日的紅軍非撲滅之不止嗎?恐怕紅軍未滅，日寇已來，諸先生縱欲繼續內戰，全中國的人民，諸先生的部下，也決不會再讓諸先生自相殘殺了吧!
雖然蔣先生聲勢洶洶，揚言聚殲紅軍，但我們認為國勢垂危，不容再有萁豆之爭。故蘇維埃及人民紅軍軍事委員會發布命令，謂:“(一)一切紅軍部隊停止對國民革命軍之任何攻擊行動；(二)僅在被攻擊時，允許采取必需之自衛手段；(三)凡屬國民革命軍因其向我進攻而被我繳獲之人員武器，在該軍抗日時，一律送還，其愿當紅軍者聽；(四)如國民革命軍向抗日陣地轉移時，制止任何妨礙行動，并須給以一切可能之幫助。”依此命令，紅軍前線各部迄未向諸先生的部隊作激烈的抗擊，且逐步退讓，以期諸先生的自覺。但是如果諸先生以為這是紅軍的示怯，那末未免大錯。在十年對壘之中，為民族、為自由、為正義而戰的紅軍的士氣與戰斗力，諸先生中不乏身受其教訓者。現在集全國精銳于一處，用以抗擊諸先生的師出無名和內部充滿停戰抗日情緒的部隊，勝負之數，即諸先生亦當了然。
我們敢以軍人的坦白與熱忱敬告諸先生:中華民族已經到了最危急的時候，“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深望諸先生懸崖勒馬，立即停止進攻紅軍，并與紅軍攜手共赴國防前線，努力殺賊，保衛國土，驅逐日寇，收復失地。我們現更代表全中國紅軍負責宣言:只要貴黨政府決心抗戰，紅軍愿作前驅，并誓與你們合作到底。在抗日戰線上，紅軍愿擔任一定的戰線，保證一定任務的完成；在作戰指揮上，紅軍愿服從全國統一的軍事指揮。在不得抗日友軍的同意，紅軍決不開入抗日友軍的防地。
民族危機已到最后一剎那了。內戰還是抗戰，決定的關鍵是操在諸先生手里。全中國人民所希望于諸先生的是奮起抗戰的民族英雄，不愿諸先生繼續內戰成為民族罪人。尤其希望蔣先生毅然決然停止進攻紅軍的最后內戰，率領全中國的武裝部隊實行抗戰，以復活黃埔的革命精神，以恢復國共合作時反帝斗爭的勇氣。抗戰發動得早，是中國民族的大幸。即萬一不蒙諸先生采納，我們亦必以千回百折赴之，不達目的，決不罷休!我們熱誠地盼望諸先生給我們滿意的回答。不論諸先生派代表進來，或要我們派代表出去，或即在前線上談判，我們都愿接受。只要內戰一停，合作門徑一開，一切談判都將要在抗戰的最高原則之下求得解決。
我們深信，綏東抗戰一起，西北數十萬健兒終會手攜手地聯合起來，為保衛西北而戰，為保衛華北而戰，為保衛全中國而戰，為收復東北失地而戰。致以民族革命的敬禮!
毛澤東 朱德 張國燾 周恩來
彭德懷 林彪 賀龍
任弼時
徐向前 陳昌浩 王稼薔[3]劉伯承
葉劍英 徐海東 蕭克
羅炳輝
董振堂 楊尚昆 關向應
左權
聶榮臻 程子華 張云逸
羅瑞卿
陳伯鈞 王震
張子意
陳再道
王宏坤 黃超
孫玉清
陳海松
程世才 李先念 周純全
周子昆
李卓然 何畏
王維舟
閻紅彥
陳先瑞 周昆
袁國平
宋時輪
宋任窮 朱瑞等
同啟
十月二十六日
根據中央檔案館保存的油印件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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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這里依次指蔣介石、張學良、閻錫山、傅作義、楊虎城、朱紹良、于學忠、馬鴻逵、馬步芳、陳誠、王均、胡宗南、毛炳文、王以哲、董英斌、何柱國、孫蔚如、馮欽哉、湯恩伯、蕭之楚、高桂滋、高雙成、鄧寶珊。
[2]綏寧，指綏遠、寧夏。綏遠，見本卷第371頁注[16]。
[3]王稼薔，即王稼祥。
給傅作義[1]的信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五日)
宜生先生主席勛鑒:
日寇西侵，國難日亟。先生統率師旅捍衛邊疆，今夏小試鋒芒，已使敵人退避三舍。觀乎報載以死繼之之言，躍然民族英雄之抱負，四萬萬人聞之，神為之王，氣為之壯，誠屬可賀可敬。紅軍遠涉萬里，急驅而前，所求者救中國，所事者抗日寇。今春渡河東進，原以冀察[2]為目的地，以日寇為正面敵，不幸不見諒于閻[3]蔣兩先生，是以引軍西還，從事各方抗日統一戰線之促進。目前情勢，日寇侵綏[4]如箭在弦上，華北長江同時告急。但國內統一戰線粗有成就，南京當局亦有轉向抗日趨勢，紅軍主力之三個方面軍已集中于陜甘寧地區，一俟取得各方諒解，劃定抗日防線，即行配合友軍出動抗戰。抗戰，但在未得友軍諒解，尤其在未得抗戰地區之友軍及地方，行政長官之諒解以前，決不冒然向抗戰陣地開進。在已得正式諒解而向抗戰陣地開進與實行抗戰時，自當以其全力為友軍之助，而絕不絲毫妨礙共同抗戰之友軍及其后方之安全與秩序。茲派彭雨峰[5]同志來綏，與先生接洽一切，乞以先生之章見見教，并希建立直接通訊關系。百川先生處，今春曾數數致書，夏時又托郭團長[6]將意，久未得復，祈先生再行轉致鄙意。如有可能介紹彭同志赴晉一晤，實為公便。叨在比鄰，愿同仇之共賦。倘承不吝賜教，幸甚幸甚。專此。即頌戎綏
毛澤東
十月二十五日
根據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毛澤東書信選集》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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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傅作義，字宜生。參見本卷第423頁注[1]。
[2]察，指察哈爾省，見本卷第382頁注[3]。
[3]閻，指閻錫山，字百川。見本卷第371頁注[14]。
[4]綏，指綏遠省，見本卷第371頁注[16]。
[5]彭雨峰，即彭雪楓，見本卷第454頁注[2]。
[6]郭團長，指郭登瀛，見本卷第389頁注[3]。
給葉劍英、劉鼎[1]的信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二日)
劍、鼎二兄:
經濟甚緊，外面用費須節省又節省，千萬不可過費。無論何時不要喪失我們的立場，不要接受別人的饋贈。只有到了萬不得已時，才允許向別人借一點錢用，日后如數歸還。一切用費均須報賬。因近日接連發生幾件浪費事，故向二兄指出此點。并請向雪楓[2]、理治[3]及其他做統一戰線工作的同志隨時提出對此問題的警覺。苦久了的人難免見風華而把握不住，故應作為一個問題，對同志做教育與警戒的工作。
要買一批通俗的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及哲學書，大約共買十種至十五種左右，要經過選擇真正是通俗的而又有價值的(例如艾思奇[4]的《大眾哲學》，柳湜[5]的《街頭講話》之類)，每種買五十部，共價不過一百元至三百元，請劍兄經手選擇，鼎兄經手購買。在十一月初先行選買幾種寄來，作為學校與部隊提高干部政治文化水平之用。在外面的人，一面工作，一面要提倡看書報。
買來的軍事書多不合用，多是戰術技術的，我們要的是戰役指揮與戰略的，請按此標準選買若干。買一部《孫子兵法》來。
請你們寫一個帶分析性與綜合性的報告來。
潤之
十月二十二日
根據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毛澤東書信選集》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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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葉劍英（一八九七――一九八六），廣東梅縣人。當時受中國共產黨委派在西安做統一戰線工作。劉鼎（一九○三――一九八六），四川南溪人。當時受中國共產黨委派在紅軍與東北軍之間做聯絡工作。
[2]雪楓，即彭雪楓（一九○七――一九四四），河南鎮平人。當時受中國共產黨委派在山西、綏遠（今屬內蒙古自治區）等地做統一戰線工作。
[3]理治，即朱理治（一九○七――一九七八），江蘇南通人。當時是中國共產黨派駐東北軍的特派員。
[4]艾思奇（一九一○――一九六六），云南騰沖人。當時是上海《讀書生活》雜志編輯。他的《大眾哲學》是一本宣傳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通俗著作。
[5]柳湜（一九○三――一九六八），湖南長沙人。三十年代在上海、漢口、重慶等地從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文化工作，曾任《讀書生活》、《生活日報》、《全民抗戰》等報刊編委、主編。《街頭講話》是他寫的一本介紹社會科學知識的大眾讀物。
為徐向前[1]起草的致胡宗南[2]信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八日)
宗南學兄軍長勛鑒:
黃埔一別，忽已十年，回念舊情，宛然如昨。目前日寇大舉進迫，西北垂危，山河震動，兄我雙方亟宜棄嫌修好，走上抗日戰線，為挽救國家民族于危亡而努力。敝部已奉蘇維埃政府與紅軍軍事委員會命令，對于貴軍及其他國民黨軍隊停止進攻，僅在貴軍攻擊時取自衛手段，一切問題均可商洽，總以和平方法達到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之目的。非畏貴軍也，國難當前，實不欲自相殘殺，傷國力長寇焰也；如不見諒，必欲一戰而后快，則敝方部隊已有相當之準備，迫不得已當立于自衛地位給予必要之還擊。敝方各軍僅為抗日之目的而斗爭，深愿與貴軍締結同盟，攜手前進。蔣[3]校長現已大有覺悟，甚為佩服。吾輩師生同學之間倘能盡棄前嫌，恢復國共兩黨之統一戰線，共向我全民族最大敵人日本帝國主義決一死戰，衛國衛民復仇雪恥，當在今日。吾兄高瞻遠矚，素為弟所欽敬，雖多年敵對，不難一旦言歡。茲特遣使攜函征求吾兄高見，倘蒙惠予采納，即乞停止貴方軍事行動，靜候敝黨中央與蔣校長及貴黨中央之談判。如承派員駕臨，敝部自當竭誠歡迎。時危禍急，率爾進言，叨在同門，知不認為唐突也。專此。順叩戎綏!
學弟 徐向前 手上
十月十八日
根據中央檔案館保存的抄件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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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徐向前（一九○一――一九九○），山西五臺人。黃埔陸軍軍官學校第一期畢業生。當時任紅軍第四方面軍總指揮。
[2]胡宗南，黃埔陸軍軍官學校第一期畢業生，見本卷第450頁注[2]。
[3]蔣，指蔣介石，曾任黃埔陸軍軍官學校校長。
給張學良[1]的信
(一九三六年十月五日)
漢卿先生閣下:
中國共產黨建議全國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已經一年多了，雖已得到全國人民的贊助，但中國國民黨不但至今采取游移不決態度，而且當日寇正在準備新的大舉進攻時，反令胡宗南[2]軍深入陜甘配合先生所指揮的部隊擴大自相殘殺的內戰。我們正式宣言，為了迅速執行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主張，只要國民黨軍隊不攔阻紅軍的抗日去路與侵犯紅軍的抗日后方，我們首先實行停止向國民黨軍隊的攻擊，以此作為我們停戰抗日的堅決表示，靜待國民黨當局的覺悟，僅在國民黨軍隊向我們攻擊時我們才在自衛的方式上與以必要的還擊，這同樣是為著促進國民黨當局的覺悟。先生是西北各軍的領袖，且是內戰與抗戰歧途中的重要責任者，如能顧及中國民族歷史關頭的出路，即祈當機立斷，立即停止西北各軍向紅軍的進攻，并祈將敝方意見轉達蔣介石先生速即決策，互派正式代表談判停戰抗日的具體條件。擬具國共兩黨抗日救國協定草案[3]，送呈卓覽。寇深禍急，愿先生速起圖之。
毛澤東 周恩來
十月五日
根據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毛澤東書信選集》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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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張學良，字漢卿。見本卷第371頁注[10]。
[2]胡宗南（一八九六――一九六二），浙江孝豐（今屬安吉縣）人。當時任國民黨軍第一軍軍長。
[3]見本卷第446－448頁。
國共兩黨抗日救國協定草案[1]
(一九三六年十月)
一、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鑒于日本帝國主義者對于中國侵略之有加無已，危害中國領土主權之保全與民族之生存，一致認為惟有兩黨合作并喚起民眾，聯合全國各黨各派各界，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與國家，實行對日武裝抗戰，方能達到驅逐日本帝國主義，保衛與恢復中國領土主權，爭取國家獨立與民族生存之目的。因此，雙方派遣全權代表舉行談判，訂立此抗日救國協定。
二、雙方共同承認，互矢最大之誠信與決心，一致努力于下列之偉大的政治任務:
(甲)實行對日武裝抗戰，保衛與恢復全中國之領土與主權；
(乙)實現全國各黨各派各界各軍之抗日救國聯合戰線；
(丙)實現依據民主綱領而建立的中華民主共和國。
三、為力求以上政治任務之完成起見，雙方同意實行下列各項必要的步驟與方法:
(甲)從本協定簽字之日起，雙方立即停止軍事敵對行為。
(乙)中國國民黨方面承認經過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下令停止進攻紅軍與侵犯蘇區，取消經濟封鎖，并承認經過單獨協商，一方面調動進攻紅軍之部隊離開現在區域開赴抗日戰線，一方面劃定紅軍必須的與適宜的根據地，供給必需的軍械、軍服、軍費、糧食與一切軍用品，供給兵員的補充，以便紅軍安心進行對日抗戰。中國共產黨方面承認經過蘇維埃政府革命軍事委員會下令紅軍不向國民黨部隊攻擊，承認在抗日作戰時在不變更共產黨人員在紅軍中的組織與領導之條件下，全國軍隊包括紅軍在內實行統一的指揮與統一的編制，紅軍擔負一定之防線與戰線。
(丙)中國國民黨方面承認改革現行政治制度，撤廢一切限制民主權利之法令，允許人民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自由，懲辦漢奸與親日分子，釋放政治犯，釋放已被逮捕之共產黨員，并承認以后不再破壞共產黨之組織與不再逮捕共產黨之人員。中國共產黨方面承認停止以武力推翻國民黨政權之言論與行動，承認在全國建立民主共和國與召集根據普選權選舉的全國國會時，蘇維埃區域選舉代表參加此國會，蘇區實行與全中國一樣的民主制度。
(丁)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共同承認，在全中國民主國會未召集與民主政府未建立之前，為著實行真正的對日武裝抗戰，有召集基于全國各黨各派各界各軍選舉的抗日救國代表大會或國防會議之必要，此種抗日救國代表大會或國防會議有決定一切抗日救國方針與方案之權。
(戊)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共同承認，為著實行真正的對日武裝抗戰，有迅速建立統一全國的軍事指揮機關(軍事委員會與總司令部)及由此機關采取真正對日抗戰的一切實際軍事步驟之必要。中國國民黨承認，紅軍軍事委員會及總司令部有選派代表參加全國的軍事委員會與總司令部之必要，并保證該代表等順利進行其工作；中國共產黨承認，中國國民黨人員在此種機關中占主要領導的地位。
(己)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共同承認，為著實行真正的對日武裝抗戰，有與蘇聯訂立互助協定之必要，同時對日本以外之其他國家在不喪失領土主權條件下，應保持友誼并取得其幫助。
四、雙方共同承認，為完善地執行本協定起見，兩黨中央各派出同數之代表組織混合委員會，作為經常接洽與討論之機關。
五、雙方互相承認，兩黨應忠實地執行本協定所規定之一切原則與事項，但同時雙方均保持其政治上與組織上之獨立性
六、在本協定的原則下，雙方得訂立關于許多個別問題之協定。
七、本協定在雙方代表簽字互換后發生效力。
八、本協定之修改須得雙方之同意。
根據中央檔案館保存的抄件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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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這是毛澤東起草的準備由周恩來帶去在同國民黨談判時提出的國共兩黨抗日救國協定草案。這個協定草案后來沒有簽訂。
給蔡元培[1]的信
(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二日)
孑民先生左右:
五四運動時期北大課堂，舊京集會，湘城講座，數聆先生之崇論宏議，不期忽忽二十年矣!今日者何日?民族國家存亡絕續之日。老者如先生一輩，中年者如澤東一輩，少年者則今日之學生，不論貧富，不分工農商學，不別信仰尊尚，將群入于異族侵略者之手，河山將非復我之河山，人民將非復我之人民，城郭將非復我之城郭，所謂亡國滅種者，曠古曠世無與倫比，先生將何以處此耶?共產黨創議抗日統一戰線，國人皆曰可行，知先生亦必曰可行，獨于當權在勢之袞袞諸公或則曰不可行，或則曰要緩行，盜入門而不拒，虎噬人而不斗，率通國而入于麻木不仁窒息待死之絕境，先生將何以處此耶?孫中山先生聯俄、聯共與農工政策，行之于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之第一次大革命而有效，國共兩黨合作之時期，亦即國民黨最革命之時期。孫先生革命政策之毀棄，內戰因之而連綿不絕，外患乃潰圍決堤滔滔不可收拾矣!八月二十五日共產黨致國民黨書[2]，雖舊策之重提，實救亡之至計，先生將何以處此耶?讀《新文字意見書》，赫然列名于首位者，先生也。二十年后忽見我敬愛之孑民先生，發表了嶄然不同于一般新舊頑固黨之簇新議論，先生當知見之而歡躍者絕不止我一人，絕不止共產黨，必為無數量人也!從同志從朋友稱述先生同情抗日救國事業，聞之而歡躍者，更絕不止我一人，絕不止共產黨，必為全民族之誠實兒女，毫無疑義也。然而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持此大義，起而率先，以光復會、同盟會之民族偉人，北京大學、中央研究院之學術領袖，當民族危亡之頃，作狂瀾逆挽之謀，不但坐言，而且起行，不但同情，而且倡導，痛責南京當局立即停止內戰，放棄其對外退讓對內苛求之錯誤政策，撤廢其愛國有罪賣國有賞之亡國方針，發動全國海陸空軍，實行真正之抗日作戰，恢復孫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義與三大政策精神，拯救四萬萬五千萬同胞于水深火熱之境，召集各黨各派各界各軍之抗日救國代表大會，召集人民選舉之全國國會，建立統一對外之國防政府，建立真正之民主共和國，致國家于富強隆盛之域，置民族于自由解放之林。若然，則先生者，必將照耀萬世，留芳千代，買絲爭繡，遍于通國之人，置郵而傳，沸于全民之口矣。先生其將不令數千里外曾聆教益之人，稍稍減殺其歡躍之情而更增之增之以至于無已乎?
宋慶齡先生，何香凝先生，李石曾先生，吳稚暉先生，張溥泉先生，于右任先生，孫哲生先生，居覺生先生，覃理鳴先生，柳亞子先生，葉楚傖先生，邵力子先生，汪精衛先生，陳璧君先生，經亨頤先生，陳公博先生，顧孟余先生，曾仲鳴先生，甘乃光先生，張靜江先生，戴季陶先生，陳果夫先生，丁惟汾先生，宋子文先生，陳樹人先生，褚民誼先生，彭澤民先生，李任潮先生，李德鄰先生，陳友仁先生，鄒海濱先生，徐季龍先生，朱霽青先生，白云梯先生，恩克巴圖先生，李福林先生，陳護方先生，程頌云先生，唐孟瀟先生，朱益之先生，李協和先生，柏烈武先生，劉震寰先生，譚逸儒先生，張知本先生，馮自由先生，謝慧生先生，茅祖權先生，蔣雨巖先生，孔庚先生，郭沫若先生，沈雁冰先生，陳望道先生，李鶴鳴先生，胡適之先生，章行嚴先生，周作人先生，錢介磐先生，傅斯年先生，羅家倫先生，段錫朋先生，陳寶鍔先生，張東蓀先生，彭一湖先生，彭泉舫先生，楊端六先生，胡子靖先生，陳夙荒先生，周谷城先生，舒新城先生，以及一切之黨國故人，學術師友，社會朋舊，統此致訊。
寇深禍急率爾進言。風雨同舟，愿聞明教。
敬頌道安。不具。
毛澤東
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二日
根據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毛澤東書信選集》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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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蔡元培（一八六八―一九四○），號孑民，浙江紹興人。早年反對清朝封建專制統治是光復會的發起人之一。一九○五年加入同盟會，任上海分部主盟員。一九一七年一月任北京大學校長五四運動期間積極支持學生的愛國行動。一九二八年起任中央研究院院長。九一八事變后主張抗日，同宋慶齡、魯迅等發起組織中國民權保障同盟，任副主席。
[2]見本卷第424―433頁。
給宋慶齡的信
(一九三六年九月十八日)
慶齡先生左右:
武漢分別，忽近十年。每從報端及外來同志口中得知先生革命救國的言論行動，引起我們無限的敬愛。一九二七年后，真能繼續孫中山先生革命救國之精神的，只有先生與我們的同志們。目前停止內戰聯合抗日之呼聲雖已普及全國，然而統率大兵之蔣氏及國民黨中央迄今尚無徹底悔禍之心。這種違反孫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義與三大政策之行為，實為國民黨大多數黨員所不應容許而應立起糾正才是。因此，我想到要喚醒國民黨中樞諸負責人員，覺悟于亡國之可怕與民意之不可侮，迅速改變其錯誤政策，是尚有賴于先生利用國民黨中委之資格作具體實際之活動。茲派潘漢年[1]同志前來面申具體組織統一戰線之意見，并與先生商酌公開活動之辦法，到時敬求接洽，予以指導。付上我們致國民黨中央的信[2]以作參考。同時請先生介紹與先生比較接近的諸國民黨中樞人員，如吳稚暉、孔祥熙、宋子文、李石曾、蔡元培、孫科[3]諸先生，與漢年同志一談，不勝感幸。
順問近安
毛澤東
“九一八”五周年紀念日
根據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毛澤東書信選集》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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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潘漢年（一九○六―一九七七），江蘇宜興人。當時是中國共產黨同南京國民黨當局談判的代表。
[2]指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見本卷第424－433頁。
[3]吳稚暉（一八六五――一九五三），江蘇武進人。當時任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孔祥熙（一八八○―一九六七），山西太谷人。當時任國民黨政府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部長。宋子文，見本卷第421頁注[1]。李石曾（一八八一――一九七三），河北高陽人。當時任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北平研究院院長。蔡元培，見本卷第445頁注[1]。孫科（一八九一――一九七三），廣東香山（今中山縣）人。當時任國民黨政府立法院院長。
抗日反蔣不能并提
(一九三六年九月八日)
朱張任[1]同志
甲、來電收到。向西行動須求得蘇聯協助。我們已有幾個電報給國際，并派鄧發[2]經新疆去莫申請，他們正等鄧發到后查明情形，即有回答。你們來電已經轉去。九至十一月三個方面軍的部署，即照商定辦法執行。
乙、中國最大敵人是日本帝國主義，抗日反蔣并提是錯誤的。我們從二月起開始改變此口號。三月南京有人來接洽。我們提出一般的條件再往南京。六月、八月南京又有兩次來件。八月上旬政治局討論了對南京的方針，大體見以前給你們的電報。然而我們的估計還是不足的，八月下旬國際有進一步指示。目前我們的聯絡代表又已出去向南京接洽，雙方正式負責代表進行具體談判問題，依情勢看有成就之希望。在南京方面不單是我們問題，還有聯俄問題。依南京發表蔣廷黻為駐蘇大使看來，聯俄問題也有成就之望。我們現已發表了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3]，這是我們新的宣言，包括了民主共和國、民主國會與民主政府等新的內容。國際對中國黨的政治指示已到，政治局討論之后即可告知你們。
丙、你們不要提出打倒中央軍及任何中國軍隊的口號，相反地要提出聯合抗日口號。向毛、王[4]等部派出人員進行接洽，僅在我們必要占領的地方遇到他們的反對才與之作戰，但同時進行宣傳與接洽。希望你們依據這個方針，把自己的宣傳工作改造一下。
丁、對張學良[5]任何部分都不要取真正攻擊態度，應向他的師、團、營長寫信，向士兵作普遍宣傳。在我們與南京談判沒有成就以前，張學良指揮下的西北各部，包括東北軍在內，都還不能停止對我們的敵對行為。東北軍之何、于[6]兩部受我們影響尚少，何與蔣有聯系，張不能以聯紅事告他，你們更要加緊工作。
戊、你們提出的出川陜豫鄂方案，是一種向南京進攻的姿勢，只在不能出西北及與南京談判決裂之時，才是可行的與必須的。我們已把此點電告國際，我們向國際提出亦是出西北與不得已時出東南兩方案。
己、德懷[7]在前線指揮野戰軍，育英[8]在環縣進行東北軍工作，我們在保安。
洛、恩、博、澤[9]
一九三六年九月八日
根據中央檔案館保存的抄件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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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朱，指朱德。張，指張國燾（一八九七――一九七九），江西萍鄉人。當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紅軍總政治委員。任，指任弼時（一九○四――一九五○），湖南湘陰人。當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紅軍第二方面軍政治委員。
[2]鄧發（一九○六――一九四六），廣東云浮人。當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
[3]指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見本卷第424433頁。
[4]毛，指毛炳文（一八九一――一九七○），湖南湘鄉人。當時任國民黨軍第三十七軍軍長。王，指王均（一八九一――一九三六），云南呈貢人。當時任國民黨軍第三軍軍長。
[5]張學良，見本卷第371頁注[10]。
[6]何，指何柱國（一八九七――一九八五），廣西容縣人。當時任國民黨軍騎兵軍軍長。于，指于學忠，見本卷第371頁注[11]。
[7]德懷，即彭德懷，當時任紅軍西方野戰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
[8]育英，即林育英（一八九七――一九四二），又名張浩，湖北黃岡（今黃州市）人。曾任中華全國總工會駐赤色職工國際代表、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成員，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回國到達陜北。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任中共中央白區工作委員會書記。一九三六年一月中央政治局決定林育英參加政治局的工作。
[9]洛、恩、博、澤，指洛甫（張聞天）、周恩來、博古（秦邦憲）、毛澤東，他們當時都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給王以哲[1]的信
(一九三六年)
鼎方軍長勛鑒:
日寇侵略益厲，兄我雙方救亡之準備大宜加緊，庶于救亡陣線有最大之裨益。我兄高瞻遠矚，對此諒有同心。目前國際與中國形勢日益緊張，一方面侵略主義者動員其侵略陣線，一方面反侵略主義者大規模動員廣大民眾，組成和平與救國的陣線。中國之漢奸勢力雖日益囂張(如所謂以日制蔣、以政制黨、以團制軍之一派)，然反日反漢奸勢力亦大見增進。蔣氏政策之開始若干的轉變，南京國民黨左派之開始形成，實為近可喜之現象。蔣氏及國民黨果能毅然拋棄過去之政策，恢復孫中山先生聯俄聯共農工三大政策，停止進攻紅軍，開放各派黨禁，弟等極愿與之聯合一致，共同擔負抗日救亡之事業。雙方談判現將進至比較具體的階段，雖何時成就尚不可知，然希望實已存在。倘能達到成功之域，對貴我雙方之合作事業自有極大之便利也。
近日外間謠傳蔣氏將于西南問題[2]解決之后進攻東北軍，謂將用分化政策不利于張副司令[3]。此訊如確，是蔣氏尚未放棄其挑撥離間、排除異己之陰賊險狠的政策。其政策果欲見之實行，弟等可斷言蔣氏必歸于最后的失敗，因為張副司令及我兄聯俄聯共抗日救亡之主張，并非少數人的主張，實全國愛國同胞的主張；非陳濟棠等之不真實不純潔的主張，乃真心實意為國家為民族的主張。誰要反對張副司令及我兄，不但弟等所率領的紅軍必以全力出而聲討蔣氏及東北軍中叛逆分子之罪惡行為，即全國愛國人民及國際革命勢力亦決不容蔣氏等胡干。至于東北軍最大多數官兵抗日復土之決心及其堅固的團體，亦必不容東北軍中極少數無志節之分子逞其私欲而任其作叛國叛鄉叛團體之萬惡的勾當。目前蔣氏及其一派亦正在開始進行聯俄聯共政策，我兄與張副司令實此政策之首先提倡與首先實行者，安得以為有罪而排斥之?由此以觀，弟則深望此說之止于謠言，或為蔣氏左右一部分漢奸分子謀劃，而非現正開始若干轉變之蔣氏及國民黨多數有良心分子的意見。但兄等仍宜嚴密警戒，十分團結自己的團體，預先防止東北團體中某些居心不正分子的乘機搗亂，則以全國與西北的有利形勢，以東北軍與紅軍的聯合力量，決不怕外間若何之風波也。秋風多厲，為國珍攝。匆此布臆。
敬頌公祺
毛澤東
根據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毛澤東書信選集》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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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王以哲（一八九六――一九三七），字鼎方，吉林賓縣（今屬黑龍江省）人。當時任國民黨軍第六十七軍軍長。
[2]指兩廣事變。一九三六年六月，廣東地方實力派首領陳濟棠和廣西的李宗仁、白崇禧以抗日為名發出通電，組織西南聯軍，并出兵企圖爭奪南京國民黨政權。七月陳濟棠因部下為蔣介石收買而被迫下臺，九月李宗仁、白崇禧與蔣妥協。
[3]指張學良，見本卷第371頁注[10]。
給傅作義[1]的信
(一九三六年八月十四日)
作義先生主席勛鑒:
涿州之戰[2]，久耳英名，況處比鄰，實深馳系。邇者李守信卓什海[3]向綏進迫，德王[4]不啻溥儀[5]，蒙古傀儡國之出演，咄咄逼人。日本帝國主義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先生北方領袖，愛國寧肯后人?保衛綏遠，保衛西北，保衛華北，先生之責，亦紅軍及全國人民之責也。今之大計，退則亡，抗則存；自相煎艾則亡，舉國奮戰則存。弟等頻年呼吁，要求全國各界一致聯合，共同抗日，組織國防政府、抗日聯軍。幸人心未死，應者日多，抗日圖存，光明漸啟。近日紅軍漸次集中，力量加厚，先生如能毅然抗戰，弟等決為后援。亟望互派代表，速定大計，為救亡圖存而努力，知先生必有同心也。
專此。敬頌勛棋
毛澤東 拜啟
八月十四日
根據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毛澤東書信選集》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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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傅作義（一八九五――一九七四），山西臨猗人。當時任國民黨綏遠省主席、國民黨軍第三十五軍軍長。這時他正指揮部隊抗擊日本侵略軍和偽蒙軍對綏遠（現屬內蒙古自治區）的進攻。
[2]涿州之戰，指一九二七年十月至一九二八年一月晉軍傅作義部和奉系軍閥部隊之間在河北涿州進行的攻守戰。在奉軍的猛烈圍攻下，傅部孤軍堅守涿州城三個月。
[3]李守信（一八九二――一九七○），內蒙古赤峰市人。當時任偽蒙古軍政府參謀部部長、偽蒙古軍第一軍軍長。卓什海，即卓特巴扎普（一八七三――？），內蒙古錫林郭勒盟正鑲白旗人。當時任偽蒙古軍副司令。
[4]德王，見本書第419頁注[4]。
[5]溥儀，即愛新覺羅·溥儀（一九○六――一九六七），清朝末代皇帝，辛亥革命后退位。一九三二年任日本帝國主義一手策劃的偽滿洲國執政，一九三四年改稱“滿洲帝國”皇帝。
給宋子文[1]的信
(一九三六年八月十四日)
子文先生:
十年分袂，國事全非，救亡圖存，惟有復歸于聯合戰線。前次董健吾[2]兄來，托致鄙意，不知已達左右否?弟等頻年三呼吁，希望南京當局改變其對外對內方針，目前雖有若干端倪，然大端仍舊不變，甚難于真正之聯合抗日。
先生邦國聞人，時有抗日緒論，甚佩甚佩!深望竿頭更進，起為首倡，排斥賣國賊漢奸，恢復貴黨一九二七年以前孫中山先生之革命精神，實行聯俄聯共農工三大政策，則非惟救國，亦以自救。寇深禍亟，情切嚶鳴，風雨同舟，愿聞明教。匆此布臆，不盡欲言!順頌公綏
毛澤東
一九三六年八月十四日
根據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毛澤東書信選集》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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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宋子文（一八九四――一九七一），廣東文昌（今屬海南省）人，國民黨英美派代表。當時任國民黨政府全國經濟委員會主席、中國銀行董事長。
[2]董健吾（一八九二――一九七○），江蘇青浦（今屬上海市）人。當時是中國共產黨黨員，公開身份是牧師，在上海等地從事秘密工作。
給宋哲元[1]的信
(一九三六年八月十四日)
明軒主席先生勛鑒:
劉子青[2]先生來，知先生情殷抗日，曷勝仰佩。曩者日寇入關，先生奮力邊陲，慨然御侮，義聲所播，中外同欽。況今日寇得寸進尺，軍事政治經濟同時進攻，先生獨力支撐，不為強寇與漢奸之環迫而喪所守。對華北民眾運動，亦不復繼續去冬之政策。果然確立抗日決心，一面聯合華北人民群眾作實力之準備，一面恢復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西北軍光榮歷史時期曾經實行之聯俄聯共政策，一俟時機成熟，實行發動大規模之抗日戰爭，則不但蘇維埃紅軍愿以全力為先生及二十九軍助，全國民眾及一切抗日力量均將擁護先生及貴軍全體為真正之抗日英雄。目前日寇圖綏[3]甚急，德王[4]蠢蠢欲動，蒙古第二傀儡國之出現，大抵為時不遠，冀察政委會[5]漢奸成分之增加，著著向先生進逼。然弟等甚望先生能于艱難困苦之中堅持初志，弟等及全國人民必不讓先生獨當其難，誓竭全力以為后援。近者國內統一戰線大有進步，紅軍主力漸次集中，國際聯系已有把握，凡此均非徒托空言，而有實際力量，足以資為抗日之用者也。惟具體實施步驟，必須規劃周詳，方免貽誤。茲遣張金吾[6]同志前來就教，請予接談。如荷同意，即以張同志為敝方長駐尊處之聯絡代表，一切通信聯絡均以秘密出之。魯韓綏傅晉閻[7]三處，弟等甚愿與之發生關系，共組北方聯合戰線。先生必有同心，尚祈設法介紹。臨書不勝屏營翹企之至。
專此。即請勛祺
弟 毛澤東 拜啟
八月十四日
根據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毛澤東書信選集》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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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宋哲元，字明軒。見本卷第384頁注[1]。
[2]劉子青，當時是宋哲元派來與中國共產黨聯絡的代表。
[3]綏，指綏遠省，見本卷第371頁注[16]。
[4]德王，即德穆楚克棟魯普（一九○二一九六六），內蒙古錫林郭勒盟正鑲白旗人，蒙古王公。一九三六年五月在侵華日軍的策劃下，偽蒙古軍政府成立，德王任總裁，充當日本帝國主義的傀儡。
[5]冀察政委會，即冀察政務委員會，是國民黨政府適應日本帝國主義關于“華北政權特殊化”的要求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在北平設立的政權機構。宋哲元任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
[6]張金吾，即張經武（一九○六――一九七一），湖南酃縣人。當時是中國共產黨派往華北地區做統一戰線工作的代表。
[7]魯韓，指當時國民黨山東省政府主席韓復榘。綏傅，指當時國民黨綏遠省政府主席、國民黨軍第三十五軍軍長傅作義。晉閻，指當時國民黨政府太原綏靖公署主任閻錫山。
給楊虎城[1]的信
(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三日)
虎臣先生勛鑒:
先生同意聯合戰線，盛情可感。九個月來，敝方未曾視先生為敵人，良以先生在理在勢在歷史均有參加抗日戰線之可能，故敝方堅持聯合政策，不以先生之遲疑態度而稍變自己之方針。然為友為敵，在先生不可無明確之表示。虛與委蛇的辦法，當非先生之本意。目前日本進攻綏遠[2]，陜甘受其威脅。覆巢之下，將無完卵。蔣氏向西南求出路，欲保其半壁山河，倚靠英國，西北已非其注意之重心。全國各派聯合抗日漸次成熟，而先生反持冷靜態度――若秘密之聯系，暗中之準備，皆所不取，甚非敝方同志所望于先生者也。茲派張文彬[3]同志奉誠拜謁，望確實表示先生之意向，以便敝方作全盤之策劃。先生如以誠意參加聯合戰線，則先生之一切顧慮與困難，敝方均愿代為設計，務使先生及貴軍全部立于無損有益之地位。比聞貴部將移防膚洛[4]，雙方更必靠近，敝方慶得善鄰，同時切望貴部維持對民眾之紀律，并確保經濟通商。雙方關系更臻融洽，非特兩軍之幸，抑亦救國陣線之福。具體辦法及迅速建立通信聯絡等事，均囑張同志趨前商訂。專此奉達，不盡欲言。
敬頌公祺
毛澤東
八月十三日
根據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毛澤東書信選集》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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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楊虎城，即楊虎臣。見本冊第371頁注[13]。
[2]綏遠，見本卷第371頁注[16]。
[3]張文彬（一九一○――一九四四），湖南平江人。當時是紅軍準備派駐楊虎城部的聯絡代表。
[4]膚，指膚施，即延安。洛，指洛川。
給高桂滋[1]的信
(一九三六年夏)
培五師長閣下:
馬志明同志回，述閣下贊同敝方國防政府、抗日聯軍之提議，甚感甚感。時至今日，全國即將陷于淪亡慘境，凡屬食毛踐土之倫，實舍救國無急務，舍抗日無工作。敝軍間關南北，克抵三秦，所務者救中國，所求者抗日本。任何個人、團體、黨派、軍隊，凡與此旨合者則聯合之，凡與此旨背者則攻擊之。其聯之者，為民族革命增義旗也。其攻之者，謂其是真正之漢奸賣國賊，為四萬萬同胞誅妖孽也。閣下率領之數千健兒，與于一九二七年大革命之役，復與于四年前抗日之役，光榮歷史，國人同佩。與紅軍為敵，諒出于賣國賊首蔣介石之驅迫，轉旆擊賊，則前事消忘。從此抗日討賣國賊之革命聯合戰線上，有廣大民眾，有紅軍，復有閣下之義師，無疑將更有無數之義師續續涌出于炎黃華胃之域，出中國于危亡，實為此之是賴。為使猜疑去之務盡，誠信孚于金石，就閣下對馬同志所示及敝方所見，列為數條，借求明察:
(一)兩軍各守原防，互不相犯。
(二)抗日討賣國賊大計，從長計議，務出盡善，并使貴軍處于安全地位，有任何賣國賊加貴軍以危害者，敝方愿以實力共擊之。
(三)在貴軍尚未至能取公開行動之時機，敝方愿將雙方關系及一切信使往還保守絕對秘密。
(四)貴軍未至公開行動之時機，當敝方攻擊賣國賊軍隊(如井岳秀[2])時，務望采取消極態度，即對敝方之敵不作任何援助舉動。
(五)清澗貴部糧襪柴火，既屬友軍，自當盡力接濟。但請閣下對敝方所需之物(如西藥、布匹等)亦量為接濟。
(六)互派代表在共同基礎上訂立初步的抗日討賣國賊協定。
(七)互相建立最機密之通訊聯絡(交換密碼)。
(八)保證雙方代表及來往人員之安全。
以上各項，不論閣下所能同意者為全部或一部，敝方均愿與閣下開始實際之談判。當此國亡無日關頭，鄙人等決不因小節而忘大難。區區救國之誠，諒蒙賢者深察。抑更有進者，居今日而言，抗日討賣國賊，非有廣大之聯合戰線不為功，此不但在國內者為然，即在國際者亦然。環西北數省而軍者非盡漢奸賣國賊，其中盡多愛國有志之人，告之以亡國滅種之禍，陳之以聯合救國之謀，動之以漢奸賣國賊之蠢與危，必有能感發興起者，閣下曷盡力圖之乎?其在國際則聯合一切與日本為敵之國家與民族，實為抗日討賣國賊重要綱領之一，遠者姑勿具論，近在西北，則有偉大強立之蘇維埃聯邦。是國也，有與我共同反侵略目標，有援助中國反帝運動之深長歷史，引以為友，實無損而有益，鄙人等當盡力以圖之。附上敝黨中央之政治決議及文告多種，借供參考。嚶其鳴矣，求其友聲，暴虎入門，儒夫奮臂，誰謂秦無人而曰甘受亡國奴之辱乎?寇深情急，竭意進言，惟閣下熟思而審圖之。專此。
順頌勛祺
中國抗日紅軍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
主席 毛澤東
副主席 周恩來
彭德懷
根據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
《毛澤東書信選集》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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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高桂滋（一八九一――一九五九），字培五，陜西定邊人。當時任國民黨軍第八十四師師長。
[2]井岳秀（一八七九――一九三六），陜西蒲城人。當時任國民黨軍第八十六師師長。
和美國記者斯諾的談話――論統一戰線
(九月二十三日)
斯諾問:能否請你解釋一下共產黨的統一戰線政策，以及它對國民黨政府態度的改變。
毛澤東答:有三個主要因素使我們決定最近的宣言[10]中所公布的政策。
首先是日本侵略的嚴重性，它日益加劇，造成那么大的威脅，以致所有的中國軍隊必須在它面前團結起來。除了共產黨以外，我們當然承認中國其他黨派和軍隊的存在，而其中最強大的是國民黨。如果不合作，我們現有的力量要進行抗日戰爭是不夠的。南京必須參加。國民黨和共產黨是中國兩個主要的政治力量，如果他們現在繼續打內戰，其結果是對抗日運動不利的。
第二，從去年(一九三五年)八月以來，共產黨通過發表宣言，一直在呼吁全中國各黨派團結抗日，對于這個綱領，人民群眾的反應是贊同的。今天，中國人民和許多愛國官員，都熱切盼望兩黨為了民族救亡的目標團結起來。他們熱切希望結束內戰。這一點不實現，抗日運動就會遇到極大的障礙。
第三，即使在國民黨內部，現在也有許多愛國人士贊成和共產黨重新聯合。今天，即使在南京政府及其軍隊內部，也有某些抗日分子鑒于民族的危急存亡，準備實行聯合。
以上這些就是當前中國形勢的主要特點。由于有這些特點，我們必須重新仔細地考慮能夠使民族解放運動的這種合作成為可能的具體方案。事實上，這種方案已經在我們最近和國民黨的談判中提出來了。我們所堅持的團結的基點是民族解放的抗日原則。為了實現這個原則，我們認為必須建立民主共和國，建立國防民主政府。它的主要任務應該是:一、抵抗外國侵略者，二、給廣大人民以民主權利，三、加速發展國民經濟。
這樣一個綱領符合當前人民的意愿，并將得到人民的一致擁護，蘇維埃政府贊成建立這樣一個統一的人民民主政府的理由也即在此。
我們將支持成立一個有國會的代議制政府，一個抗日救亡的政府――一個保護和支持一切人民愛國力量的政府。如果這樣一個共和國成立了，蘇維埃政府將成為它的一部分。我們的地區將和國內其他地區一樣，采取同樣的措施以建立民主的代議制政府。
問:這是不是說，這樣一個政府的法律在蘇區也同樣有效?
答:是的。
問:這是不是說，蘇區的現行法律，特別是有關土地問題的法律，將被廢除?
答:如果同南京政府建立了統一戰線，這個問題是很容易解決的。
當然，我們知道日本與中國的親日派會強烈地反對這個綱領，這個綱領的原則是和他們的利益直接沖突的。但是中國人民將會歡迎這個綱領，我們相信他們將進行斗爭以促其實現。每一個有良心的人一定會看到，如果不這樣做，就要被日本帝國主義征服，中國就要滅亡。
我們知道，一部分國民黨人已在反對進一步向日本人屈服。正如在我們自己的工人和農民中一樣，在廣大人民中，在各階層中，在軍人、科學家、學生、商人、警察和自由職業者中，已經出現了有組織的抗日愛國團體，我們衷心希望同這些團體攜手合作。我們希望這些人士將會組成一個聯合的力量去壓倒親日派的影響。我們希望這些人士將會幫助恢復并再次實現孫中山在大革命時代實行的基本原則，即(一)聯合蘇聯與一切平等待我的國家，(二)聯合中國共產黨，(三)保護中國勞動階級的根本利益。我們希望這些人士將能幫助實現孫中山的遺囑，反對日本帝國主義。
如果這樣的運動在國民黨中發展起來，我們準備同它合作，給予支持，并同它組成一條反帝統一戰線，就像一九二四――二七年存在過的統一戰線那樣。我們深信這是救國的唯一途徑。如果這樣的綱領實現了，我們是不必懼怕日本的。日本帝國主義是無法打敗真正團結、武裝和組織起來的中國人民的。
不過，與此同時，日本也在打算組成它自己的反共戰線。對于中國人民來說，這實際上是一條滅亡中國的戰線。我們要建立一條民族解放戰線，它的成功將意味著抗日斗爭的勝利，這個勝利，歸根到底，也就是世界和平的勝利。因為只有獲得這樣的勝利，中國人民才能和世界上所有的自由人民并肩前進。
問:你所說的“代議制”政府的確切涵義是什么?例如，在選舉權方面，你將堅持什么樣的最低條件呢?
答:選舉權應該是普遍的，不受財產、社會地位、教育程度和性別的限制。
問:如果南京接受這樣的綱領，紅軍將同意改變它的名稱，并服從南京的上級命令嗎?
答:我們承認，在一場抵抗日本的戰爭中，全國軍隊必須有一個統一的指揮，但是我們也認為軍事委員會應該是有代表性的。應該強調指出:這一點只有在成立抗日民族解放戰線的基礎上才有可能實現。有些國民黨分子也在談什么“統一”，但是卻不支持民族解放和反帝運動。實際上很清楚，沒有真正的反帝斗爭就沒有國家的統一。
至于紅軍換不換名稱，要視重新聯合的情況而定。
問:這一新政策是否意味著共產黨承認，必須首先實現民族解放，然后才能完成階級革命?
答:在現階段，必須將反帝運動進行到底，這是共產黨目前的而且也是歷來一貫的原則。所以，從根本上說，我們強調抗日民族斗爭并不是什么新的論點。同時，正如我們所已經指出的，我們相信，只有同時實現被壓迫農民的解放和孫中山的第三條原則即保護勞動者的利益，抗日運動才能有效地開展。
問:統一戰線的政策是否意味著共產黨愿意放棄，或者無限期地推遲執行沒收地主土地并將其重新分給貧窮、無地的農民的政策?
答:這也要取決于抗日運動的發展。不過，我們深信，如果不減輕農民的負擔，抗日的綱領是無法實現的。土地革命，正如你知道的，是資產階級性質的革命。它有利于資本主義的發展。我們并不反對目前在中國發展資本主義，我們反對的是帝國主義。這一原則是符合國內一切民主人士的要求的，我們衷心支持它。
問:在這個基礎上實現的統一戰線，是不是實際上意味著立即向日本宣戰?
答:是的。很可能是今天宣布聯合，明天就會爆發戰爭。
根據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出版的《毛澤東一九三六年同斯諾的談話》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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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斯諾（一九○五――一九七二），美國著名進步記者和作家。一九三六年七月他到達陜北保安，是訪問中國共產黨領導區域的第一位外國記者。在蘇區停留近四個月，毛澤東多次接受他的采訪。本篇收入的是毛澤東同他的三次談話，分別刊載在美國《美亞》雜志和上海《密勒氏評論報》。
[2]暹羅，泰國的舊稱。
[3]荷屬東印度，即今印度尼西亞。
[4]一九三五年五月，日本帝國主義向國民黨政府提出對華北統治權的無理要求，六月九日日本華北駐屯軍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向國民黨政府在華北的代表何應欽提出“覺書”，限三日答復。何應欽經與日方秘密會商后，于七月六日正式復函梅津美治郎，接受日方的要求，出賣了華北的大量主權，通常稱為“何梅協定”。
[5]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八日，日本侵略軍進攻上海，駐上海一帶的國民黨軍第十九路軍等在全國人民抗日高潮的推動下，奮起抗戰。但蔣介石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派代表和日本談判，于五月五日簽訂停戰協定，并劃上海為非武裝區，中國不得在上海至蘇州、昆山一帶地區駐軍，而日本則可以在許多地區駐軍。這個協定稱上海停戰協定，即淞滬停戰協定。
[6]一九三三年三月，日本侵略軍于占領熱河省后，向長城各口大舉進攻，國民黨軍第二十九軍及駐守長城沿線的其他軍隊進行抵抗。五月三十一日，國民黨政府派熊斌與日本關東軍代表岡村寧茨在塘沽簽訂停戰協定，實際上承認了日本帝國主義占領東三省及熱河的事實，劃綏東、察北、冀東為日軍自由出入地區，便利了日本進一步控制整個華北。這個協定稱塘沽協定。
[7]阿比西尼亞，即埃塞俄比亞。
[8]威爾斯（一八六六――一九四六），英國作家。早期寫過一些科學幻想小說，如《時間機器》、《星際大戰》、《月球上的第一批人》。后來又發表長篇小說，并著有《世界史綱》等。
[9]見斯大林一九三六年三月一日《和美國“斯克里浦斯―霍華德報系”報業聯合公司總經理羅易·霍華德先生的談話》。斯大林說：“我們馬克思主義者認為，革命在其他國家也要產生。但是只有當這些國家的革命者覺得可能或者需要的時候，革命才能產生。輸出革命，這是胡說。”（《斯大林文選》，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73頁）
[10]指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見本卷第424―433頁。
和美國記者斯諾的談話――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
(七月十六日)
斯諾問:如果日本被打敗，并被趕出中國，你是否認為外國帝國主義這個主要大體上在中國得到了解決?
毛澤東答:是的。如果別的帝國主義國家不像日本那樣行動，如果中國打敗了日本，這將意味著中國人民大眾已經覺醒了，已經動員起來，并已取得了獨立。因此，帝國主義的主要問題也就得到解決了。
問:中國蘇維埃政府發表了許多呼吁和宣言，主張建立一個由各黨各派和各方面的軍隊等等組成的統一戰線，對日本帝國主義進行誓死斗爭，把日本軍隊從中國趕出去。它是否相信中國目前能單獨打敗日本――也就是說，在沒有任何外國支援的條件下打敗日本?
答:讓我先提醒你，無論是中國還是日本都不是孤立的國家，東方的和平與戰爭問題是一個世界性問題。日本有它潛在的盟國――例如德國與意大利。中國想要成功地反對日本，也必須爭取別國的支援。但是，這并非說，沒有外援，中國就無法和日本進行戰爭。也不是說，我們必須等到有了同外國的聯盟才能開始抗日。
中國蘊藏著極其巨大的潛力，這些力量，在一個偉大的斗爭的時期是能夠組織起來投到強大的抗日戰線上去的。在一九二七年以來反革命發動的長期內戰中，中國人民早已對這股力量有了很多認識，并且找到了一個依靠共產黨來領導它斗爭的好辦法。中國人民大眾在其長期的政治經驗中，已經掌握了反對敵人的非常有效的武器。
今天，特別是從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以來，賣國賊的欺騙宣傳已經破產了，已經沒有什么人會上他們的當了。人民群眾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是誰代表他們的真正利益，連某些國民黨員都已經參加或是打算參加抗日運動了。
我們深信，中國人民是不會向日本帝國主義屈服的。我們深信他們會把他們的巨大潛力動員起來，投到抗日的戰場上去的，他們會全力以赴地去對付侵略者的挑戰。在這場斗爭中，最后勝利必定屬于中國人民。如果中國單獨作戰，相對地說，犧牲就會大些，戰爭的時間也會拖得長些，因為日本是一個充分武裝的強國，而且還會有它的盟國。為了在盡可能短的時期內以最小的代價贏得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勝利，中國必須首先實現國內的統一戰線，其次還必須努力把這條統一戰線推廣到包括所有與太平洋地區和平有利害關系的國家。
問:在什么條件下，中國能戰勝并消滅日本帝國主義的實力呢?
答:要有三個條件:第一是中國抗日統一戰線的完成；第二是國際抗日統一戰線的完成；第三是日本國內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運動的興起。就中國人民的立場來說，三個條件中，中國人民的大聯合是主要的。
問:你想，這個戰爭要延長多久呢?
答:要看中國抗日統一戰線的實力和中日兩國其他許多決定的因素如何而定。即是說，除了主要地看中國自己的力量之外，國際間所給中國的援助和日本國內革命的援助也很有關系。如果中國抗日統一戰線有力地發展起來，橫的方面和縱的方面都有效地組織起來，如果認清日本帝國主義威脅他們自己利益的各國政府和各國人民能給中國以必要的援助，如果日本的革命起來得快，則這次戰爭將迅速結束，中國將迅速勝利。如果這些條件不能很快實現，戰爭就要延長。但結果還是一樣，日本必敗，中國必勝。只是犧牲會大，要經過一個很痛苦的時期。
問:從政治上和軍事上來看，你以為這個戰爭的前途會要如何發展?
答:日本的大陸政策已經確定了，那些以為同日本妥協，再犧牲一些中國的領土主權就能夠停止日本進攻的人們，他們的想法只是一種幻想。我們確切地知道，就是揚子江下游和南方各港口，都已經包括在日本帝國主義的大陸政策之內。并且日本還想占領菲律賓、暹羅、越南、馬來半島和荷屬東印度，把外國和中國切開，獨占西南太平洋。這又是日本的海洋政策。在這樣的時期，中國無疑地要處于極端困難的地位。可是大多數中國人相信，這種困難是能夠克服的；只有各大商埠的富人是失敗論者，因為他們害怕損失財產。有許多人想，一旦中國海岸被日本封鎖，中國就不能繼續作戰。這是廢話。為反駁他們，我們不妨舉出紅軍的戰爭史。在抗日戰爭中，中國所占的優勢，比內戰時紅軍的地位強得多。中國是一個龐大的國家，就是日本能占領中國一萬萬至二萬萬人口的區域，我們離戰敗還很遠呢。我們仍然有很大的力量同日本作戰，而日本在整個戰爭中須得時時在其后方作防御戰。中國經濟的不統一、不平衡，對于抗日戰爭反而有利。例如將上海和中國其他地方割斷，對于中國的損害，絕沒有將紐約和美國其他地方割斷對于美國的損害那樣嚴重。日本就是把中國沿海封鎖，中國的西北、西南和西部，它是無法封鎖的。所以問題的中心點還是中國全體人民團結起來，建立舉國一致的抗日陣線。這是我們早就提出了的。
問:如果發生中日戰爭，你認為日本會發生革命嗎?
答:日本人民的革命，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肯定的。它是不可避免的。
問:你認為蘇俄與外蒙會卷入這場戰爭并支援中國嗎?在什么情況之下會這樣?
答:當然，蘇聯也不是一個孤立的國家。它不能對遠東的事態漠不關心，采取消極的態度。它會坐視日本征服全中國，把中國變成進攻蘇聯的戰略基地呢，還是會幫助中國人民反對日本侵略者，贏得獨立，與蘇聯人民建立友好的關系呢?我們認為蘇聯是會選擇后一條道路的。
一旦中國人民有了自己的政府，開始抗戰，并且愿意與蘇聯和其他友好國家建立友好同盟，我們相信，蘇聯將會站在與我們握手的國家的前列。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斗爭是一個世界性的任務，作為世界一部分的蘇聯和英美一樣，是無法繼續保持中立的。
問:中國的迫切任務是從日本手中收復所有的失地呢，還是僅僅把日本從華北與長城以內的中國領土上趕出去?
答:中國的迫切任務是收復所有失地，而不僅僅是保衛我們在長城以內的主權。這就是說，東北必須收復。這一點同樣適用于臺灣。至于內蒙，那是漢族與蒙族人民共同居住的地區，我們要努力把日本從內蒙趕出去，幫助內蒙建立自治。當我們光復中國的失地之后，如果朝鮮人民希望掙脫日本帝國主義的枷鎖，我們將對他們的獨立斗爭提供熱情的援助。
問:假如戰爭拖得很長，日本沒有完全戰敗，共產黨能否同意講和，并承認日本統治東北?
答:不能。中國共產黨和全國人民一樣，不容許日本保留中國的寸土。
問:在實際行動中，共產黨政府和紅軍怎么能與國民黨軍隊合作共同抗日呢?就是說，在一場對外戰爭中，必須將所有的中國軍隊置于統一的指揮之下。如果紅軍在最高軍事委員會中享有代表權，紅軍同意服從最高軍事委員會的軍事和政治決定嗎?
答:是的。只要這樣一個委員會是真正抗日的，我們的政府將衷心服從它的決定。
問:紅軍是否同意除非得到最高軍事委員會的同意或命令，不把它的部隊開進國民黨軍隊占領的地區，也不調動它的部隊指向這些地區?
答:是的。我們當然不會把我們的軍隊開進抗日軍隊占領的任何地區去――一段時期以來，我們也沒有這樣做過。紅軍是不會采取機會主義的辦法來利用任何戰爭局勢的。
問:作為這種合作的報答，共產黨會提出什么要求呢?
答:共產黨會堅持要求對日本的侵略展開決定性的、最后的抗戰。此外，它還會要求實施我們在建立民主共和國與國防政府的呼吁中所提出的主張。
問:為了進行抗日戰爭，紅軍需要多大的基地，需要外界的多少支援?
答:不論基地大小，紅軍都能進行戰爭。但是，基地越大，它能動員的抗日力量自然也就越強大。如果我們有三四個省，我們就能把一支比南京的全部兵力還要大、還更有效率的抗日隊伍投入到戰爭中去。至于外援，我們非常需要，而且越多越好，但是即使沒有任何外援，我們也能對付得很好。在沒有任何援助的情況下，我們已經進行了十年的革命斗爭了。
問:怎樣才能最好地武裝、組織和訓練人民，使他們參加到這樣一場戰爭中來呢?
答:人民必須享有組織與武裝自己的權利。在北平、上海和其他地方，盡管有嚴厲的鎮壓，學生們已經開始組織起來，并使自己在政治上有了準備。但學生與革命的抗日群眾仍然沒有自由，不能得到動員、訓練和武裝。如果情況與此相反，人民群眾能享有經濟、社會與政治的自由，那末他們的力量將能成百倍地增長，國家的真正力量將顯示出來。
紅軍通過自己的斗爭，從軍閥手中贏得了自由，成為一支不可戰勝的力量。抗日義勇軍從日本壓迫者手中贏得了自由，并以同樣的方式武裝了自己。如果中國人民都得到訓練、武裝和組織，他們也同樣能成為一支戰無不勝的力量。
問:照你的意見，這次解放戰爭，主要的戰略方針是什么?
答:我們的戰略方針，應該是使用我們的主力在很長的變動不定的戰線上作戰。中國軍隊要勝利，必須在廣闊的戰場上進行高度的運動戰，迅速地前進和迅速地后退，迅速地集中和迅速地分散。這就是大規模的運動戰，而不是深溝高壘、層層設防、專靠防御工事的陣地戰。這并不是說要放棄一切重要的軍事地點，對于這些地點，只要有利，就應配置陣地戰。但是轉換全局的戰略方針，必須是運動戰。陣地戰雖也必需，但是屬于輔助性質的第二種的方針。在地理上，戰場這樣廣大，我們作最有效的運動戰，是可能的。日軍遇到我軍的猛烈活動，必得謹慎。他們的戰爭機構很笨重，行動很慢，效力有限。如果我們集中兵力在一個狹小的陣地上作消耗戰的抵抗，將使我軍失掉地理上和經濟組織上的有利條件，犯阿比西尼亞的錯誤。戰爭的前期，我們要避免一切大的決戰，要先用運動戰逐漸地破壞敵人軍隊的精神和戰斗力。
除了調動有訓練的軍隊進行運動戰之外，還要在農民中組織很多的游擊隊。須知東三省的抗日義勇軍，僅僅是表示了全國農民所能動員抗戰的潛伏力量的一小部分。中國農民有很大的潛力，只要組織和指揮得當，能使日本軍隊一天忙碌二十四小時，使之疲于奔命。必須記住這個戰爭是在中國打的，這就是說，日軍要完全被敵對的中國人所包圍；日軍要被迫運來他們所需的軍用品，而且要自己看守；他們要用重兵去保護交通線，時時謹防襲擊；另外，還要有一大部力量駐扎滿洲和日本內地。
在戰爭的過程中，中國能俘虜許多的日本兵，奪取許多的武器彈藥來武裝自己；同時，爭取外國的援助，使中國軍隊的裝備逐漸加強起來。因此，中國能夠在戰爭的后期從事陣地戰，對于日本的占領地進行陣地的攻擊。這樣，日本在中國抗戰的長期消耗下，它的經濟行將崩潰；在無數戰爭的消磨中，它的士氣行將頹靡。中國方面，則抗戰的潛力一天一天地奔騰高漲，大批的革命民眾不斷地傾注到前線去，為自由而戰爭。所有這些因素和其他的因素配合起來，就使我們能夠對日本占領地的堡壘和根據地，作最后的致命的攻擊，驅逐日本侵略軍出中國。
被我們俘虜和解除武裝的日軍官兵將受到優待。我們不會殺死他們，而是會像兄弟那樣對待他們。我們將采取一切措施使得與我們并無沖突的日本無產階級出身的士兵站起來反對他們自己的法西斯壓迫者。我們的口號將是:“團結起來，反對共同的壓迫者法西斯頭子”。反法西斯的日本軍隊是我們的朋友，我們彼此的目的是一致的。
和美國記者斯諾的談話[1]――外交問題
(一九三六年七月、九月)
外交問題
(七月十五日)
斯諾問:蘇維埃政府對資本主義國家的總政策是什么?
毛澤東答:在討論政策問題時，我必須請你經常記住，中國人民今天面對的根本問題是同日本帝國主義的斗爭。我們蘇維埃的對外政策肯定受到這一斗爭的制約。日本軍閥想征服全中國，使中國人民成為他們的殖民地奴隸。反對日本侵略，反對日本軍事和經濟侵略的斗爭――這些主要任務是我們在分析蘇維埃政策時不能忘掉的。
日本侵略不僅威脅中國，而且也威脅世界和平，尤其是太平洋的和平。日本帝國主義不僅是中國的敵人，同時也是要求和平的世界各國人民的敵人，特別是和太平洋有利害關系的各國即美、英、法、蘇等國的人民的敵人。日本的大陸政策和海洋政策不僅指向中國，而且也指向這些國家。
這樣，日本的侵略就不僅是中國的問題，而且是應由太平洋地區所有國家來對付的問題。中國蘇維埃和中國人民因此要同各國、各國人民、各黨派和各群眾組織團結起來，組成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統一戰線。
我們期望于外國的是什么呢?我們至少期望各友好國家不要幫助日本帝國主義，至少采取中立的立場。我們希望它們積極援助中國抵抗侵略和征服。
問:蘇維埃政府如何區別友好國家和帝國主義國家?
答:關于帝國主義問題，一般說來，我們看到列強中有的表示不愿參加一場新的世界大戰，有的不愿看到日本占領中國，像美國、英國、法國、荷蘭和比利時這些國家。其次是一些長期處于侵略成性的強國威脅之下的國家和較小的民族、自治領、殖民地、半殖民地等，如暹羅[2]、菲律賓、中美各國、加拿大、印度、澳大利亞、荷屬東印度[3]等等，或多或少都受到日本威脅。我們把它們看作自己的朋友，請它們同我們合作。至于奉行和平方針、無意于征服或剝削任何國家的蘇聯，自然是我們的好朋友。
因此，除了日本以及那些幫助日本帝國主義的國家，上述各種類型的國家(反戰國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社會主義國家)能夠組成一個反侵略、反戰、反法西斯的世界聯盟。
上述各種類型的國家中，凡是愿意參加這個共同戰線的，都將作為友好國家受到我們的歡迎，不管它在促使這條共同戰線成為反對侵略者的有效武器方面能作出多大貢獻。
只有當南京決心抵抗日本帝國主義并同人民革命聯合起來組織民主的國防政府時，只有到那時，這種援助才能對中華民族真正有益。援助可以從兩個方面體現:(1)向中國抗日力量提供信貸和借款，出售軍需品和飛機；或(2)在抗戰實際開始時對日本進行封鎖。如果美國和英國能夠提供這樣的援助，中國人民同美國人民和英國人民之間將會建立起最牢固的友誼和同情。
問:蘇維埃政府是否承認北京政府和南京政府締結的對外條約?如果承認，是哪些條約?
答:日本人事實上已在破壞這些條約。他們通過對東北的軍事占領，在華北走私，以及各種非法活動，正在逐步破壞這些條約。尤其在東北，我們可以看到各國喪失其條約地位，正常的商務和外貿正在被日本破壞。因此，如果其他國家想同中國保持和平的通商關系，就必須制止日本，因為它們目前尚保有的貿易權利主要是受到了日本的威脅。
別國政府可能要問:“你們對于我們同以前的中國政府簽訂的條約采取什么態度?”
對于這個問題，我們的回答是明確的。什么更為迫切?是修改條約，還是民族救亡?顯然，對我們來說更為重要的是抗日，因此蘇維埃政府和中國人民將把主要力量集中在這個任務上。
可能會產生這樣的問題:“假如蘇維埃政府打敗日本，收復中國失去的省份，重新建立中國的主權，到那時它對類如治外法權這樣的問題將采取什么態度?”
對此我們可以回答說:到那時候，如果有一個中國人民政府而蘇維埃是其一部分的話，我們將力主根據這些國家戰時的表現來制訂政策。那些曾在中國的獨立和解放戰爭中給予援助或未曾反華的國家可以享有同中國親密友好和互利的關系。積極協助過日本的那些國家當然不會得到同樣的待遇，例如，已同偽滿洲國建立特殊關系的德國，就不能被認為是一個同中國人民友好的國家。
如果中國真正贏得了獨立，外國人在中國的合法貿易利益將會有比過去更多的機會。四億五千萬人民的生產和消費能力不僅僅是中國人才會對它關心的事情，而且能吸引許多國家。我國幾億人民一旦真正得到解放，他們巨大的生產潛力一旦被解放出來，并被用于各個領域的創造性活動，就能促進經濟發展，提高全世界的文化水平。但是，中國人民的生產力過去幾乎連動都沒有動，相反地，卻受到了壓制―一受到本國軍閥和外國帝國主義，特別是日本帝國主義的壓制。
在我們贏得獨立之后，中國將同友好國家商訂互助、互利和互相同意的條約。對于日本，我們現在只有一種辦法，武裝抵抗的辦法。但是同其他國家，中國準備進行規模比現在更大的合作，并第一次在互相尊重的基礎上同它們建立這樣的關系。至于日本，中國必須通過解放戰爭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沒收日本帝國主義的一切財產，取消日本在我國的一切特權、租界和政治勢力―一包括像何梅協定[4]、上海停戰協定[5]、塘沽協定[6]、各種反共公約等等為全中國人民所反對的“條約”。
在同其他國家的關系方面，我們共產黨人不贊成任何可能使中國在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斗爭中處于不利的國際地位的步驟。
問:你們的政府是否承認外國在中國的財產權，也就是說是否承認現有的外國投資?如不全部承認，那末哪些類別的外國投資將得到承認，在什么情況下外國商人能夠在中國經營?
答:蘇維埃政府歡迎外國資本的投資。中國過去未能利用外國資本使中國人真正得到好處，外國資本給群眾帶來很少好處，或者根本沒有好處。只有在中國取得真正的獨立和民主之后，才有可能把大量外資用于大規模地發展生產事業；也只有自由的中國，由于生產性經濟的廣泛發展，才能夠償還這種外國投資的本金和利息。
合法的外債將得到承認。凡是為建設目的和用于建設的外債，我們都將認為是合法的。我們將不承認任何“政治借款”，也不承認任何用于打內戰、打紅軍或其用途違背整個中國人民利益的借款。我們將承認用于建設鐵路、電訊、無線電、航空線，發展工業或農業，救濟災荒等等的借款。
問:關于(甲)外國政治權利和(乙)外國投資，蘇維埃政府的政策同國民黨的政策有什么基本不同?
答:國民黨將其外債主要用于進行軍閥內戰或打紅軍，或者把錢浪費在其他愚蠢的行動上。它的借款給中國的政治主權造成更大的損失。人民政府如果建立起來，外國借款和外國投資應就只能被用來發展中國經濟生活中的基本生產能力――特別是在全國范圍內建設基礎工業和引進科學的農業方法和農業組織。同南京的政策相反，對影響中國獨立政治權利的外國投資，一概不予承認。
問:蘇維埃對外國傳教士的新政策是否意味著將承認他們的財產權?他們是否將繼續享有傳教、教書、擁有土地、辦學校和其他事業的權利?
答:是的。但這不包括日本傳教士。
問:蘇維埃政府目前對美國政府和美國人民的希望是什么?美國政府和人民怎樣才能最好地幫助中國人民?
答:我們認為美國人民和美國政府對中國是有遠見的，形勢注定美國政府要對中國和日本的未來起非常積極的作用。我們希望并且相信，他們將同中國人民結成統一戰線以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及日本所代表的法西斯戰線。這是他們目前能幫助中國的最好辦法。許多美國人民自己組織起來，成立“中國人民之友”、“太平洋關系學會”、“泛太平洋協會”、“中國學會”等等，表達了他們對中國的感情，證明了他們對中國人民的真正同情。我們以全體中國人民的名義對“中國人民之友”的慷慨援助和支持特別表示感謝。
但是也有一些目光短淺的美國政治家以為中國的滅亡與他們無關。我們共產黨人認為這是一種對于實際情況的錯誤認識，實際情況是美國的東方利益同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緊密連結在一起。這些人提倡孤立政策。但是隨著歷史面貌的進一步暴露，我們相信他們會放棄“孤立主義”政策，美國將覺悟到它在太平洋的真正責任是同直接威脅美國理想和利益的日本帝國主義作斗爭。
問:蘇維埃政府目前對英國政府和英國人民的希望是什么?英國政府和英國人民怎樣才能最好地幫助中國人民?
答:我們對英國人民的態度同對美國人民的態度差不多。英國人民中也有類似“中國人民之友”的社團。我們尊敬并歡迎這種真正同情中國人民的英國朋友。
十分清楚，英國政治家中有一派過去采取了錯誤的政策。英國政府奉行的政策實際上使得日本占領中國領土成為可能，即使它在事實上沒有鼓勵日本這樣做。英國政府似乎要采取新的策略，但看來它還沒有足夠的勇氣在世界的這一部分貫徹它的信念。英國如繼續動搖并像過去那樣采取觀望政策，如繼續乞求日本的“合作”，那將對英國毫無好處。日本帝國主義的面目已經一清二楚。對英國來說，它不是一張友善的面孔，而是破壞的形象。
問:很多人認為中國如果蘇維埃化，蘇維埃中國將受到蘇聯的支配，其內外政策將置于“莫斯科控制”之下。
答:大家都知道，法西斯宣傳中包含的真實性是如此之微小，肉眼幾乎無法看到。當墨索里尼要征服阿比西尼亞[7]時，他宣稱他在解放非洲的奴隸。當希特勒在歐洲發動侵略時，他對德國人民說光榮勝于面包，對歐洲人民則說他是一個和平愛好者。日本軍閥在吞并東北時也說，他們是在解放中國人民。
現在，如你所說，法西斯分子正在叫囂“莫斯科控制中國”。如果這一切都屬實，那末造一條鐵路通往火星并向威爾斯(H.G.Wells)[8]先生買一張火車票也就全都可能了。
不管法西斯宣傳多么愚蠢，少數人還是受了騙。因此有必要指出其根本的虛假性。由于中國現在謀求同蘇聯訂立一個條約，法西斯分子就斷言俄國企圖“收買”中國。如果這樣，那法國早已是莫斯科的一塊殖民地了――歐洲其他幾個同蘇聯簽訂條約的國家也都如此了。
事實上，法西斯分子的這個“邏輯”表明了他們自己要建立世界帝國的欲望――就像日本在東北和華北的行動，意大利在阿比西尼亞的行動等等。他們不能設想兩國人民之間除了一個要吞掉另一個之外還有任何其他接觸的基礎。希特勒在歐洲某些部分的行動，日本在東亞的行動，意大利在非洲和西班牙的行動――其中的每一個行動，可以說都不僅是法西斯控制的威脅而且是確確實實的“法西斯控制”。但在這些地區和世界任何其他地方，我們都沒有看到“莫斯科控制”的任何跡象。
可是，歷史的發展畢竟將是另外一個樣子。隨著中國革命的勝利，中國人民將能夠把俄國人民當作真正的兄弟來歡迎，正如他們能把其他國家的自由人民當作同自己真正平等的人，來歡迎一樣。中國人民不僅同蘇聯，而且將同一切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建立友好關系，并同它們聯合起來反對企圖阻止歷史前進的法西斯國家。
日本人現在叫嚷凡是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就是共產黨。但全體中國人民，除極少數賣國賊之外，都堅定不移地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因此，在中國人民看來，如果共產主義意味著抗日，意味著民族解放斗爭，那末大多數中國人民就不怕這樣的共產主義，只有在漢奸賣國賊的惡夢里才存在所謂的“赤色威脅”。相反，全民族迫切需要這樣的共產主義，正如饑餓的人需要大米一樣。
假如你認為共產主義對中國人民是個“威脅”，你就去找一位日本將領，問問他的意見。他將告訴你，共產主義在中國意味著民族解放運動、自由和民族主權，這正是他所以要求同南京締結條約來反對它的原因。但是，如果共產主義意味著這個，中國人民所要的就正是這個。中國人民不怕這樣的運動，因為這恰恰是他們所要求的。他們將高呼:“解放了的中國人民萬歲!一個自由、團結、自主和完整的中國萬歲!”
斯大林在同一個美國記者的一次談話中說:“革命不能輸出。”[9]同樣正確的是，革命也不能輸入。中國人民為了生存，自然要采用反對日本的最好辦法。
在共產國際的所有決定或在蘇聯的憲法中，我們找不出蘇聯統治蘇維埃中國的任何規定。這樣的事在共產主義的全部歷史中當然也從未討論過。但是，我們不用到遠處去找，就在我們的鄰國法西斯日本，就能看到對中國實行法西斯統治的十分具體的計劃。
我們從歷史事實中可以知道，蘇聯以完全平等和真誠的態度幫助一切被壓迫民族和人民。我們知道，它不企圖從任何其他國家取得一寸領土或一個人。
問:中華蘇維埃政府主張同外國組成一個反帝、反法西斯聯盟，中國是否可能同民主的資本主義國家建立這樣的聯盟?
答:反法西斯聯盟的性質是和平聯盟，是為了共同抵抗那些發動戰爭的國家。中國若與蘇聯締結條約，那必然是因為法西斯日本既是中國也是蘇聯的敵人。“共同保衛和平”是現有法蘇條約的根本基礎。它也可以成為類似的太平洋各國抗日條約的基礎。
中國同資本主義民主國家締結反法西斯條約是完全可能和合乎需要的。參加反法西斯戰線以實行自衛，是符合這些國家的利益的。
擺在各國面前的一個問題是:中國將完全殖民地化，還是抵抗侵略者并成為一個主權國家。在后一種情況下，外國與中國合作的機會將非常之多，因為中國將獲得自由，中國人民將成為獨立的人民，有獨立的經濟、文化和政治組織。這樣的中國將永遠是世界上一支偉大的有益的力量，將是正義事業和世界文化發展的同盟軍，任何國家都不能對這樣一個中國的影響漠然置之。
但是，如果中國完全殖民地化，太平洋的未來就真是一片黑暗了。這將不僅意味著中國獨立的毀滅，也將意味著太平洋沿岸各國人民和文化遭到毀滅的威脅，將是一長串可怕的、愚蠢的戰爭的開始。
必須作出抉擇。中國人民自己將走同壓迫者進行斗爭的道路，我們希望外國的政治家和人民也將同我們一起在這條道路上邁進，而不要走帝國主義血腥歷史鋪設的黑暗小道。
因而，在這個基礎上，你聽到我們蘇維埃中國的人民在高呼:“各國人民聯合起來!抵抗日本法西斯主義的侵略和壓迫!”
我們相信這種聯合實際上可以實現，因為我們找不到正當的理由認為它不符合太平洋地區一切真誠要求和平和互相友好的文明人類的心愿。
給閻錫山[1]的信
(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五日)
百川先生：
敝軍西渡，表示停止內戰，促致貴部及蔣氏的覺悟，達到共同抗日之目的。微日通電[2]或恐未達，抄上一份，托郭團長[3]帶回，即祈審覽。
救國大計，非一手一足之烈所能集事。敝軍抗日被阻，然此志如昨，千回百折，非達目的不止，亦料先生等終有覺悟的一日。側聞蔣氏迫先生日甚，強制晉軍二度入陜，而以其中央軍監視其后，是蔣氏迄無悔禍之心，漢奸賣國賊無與為匹，三晉軍民必有同慨。先生如能與敝方聯合一致，抗日反蔣，則敝方同志甚愿與晉軍立于共同戰線，除此中國人民之公敵。
郭團長及貴軍官兵一律優待，同屬國人，勝之不武，敝方絕無驕矜之心，武器彈藥，楚失楚得，諒先生及貴軍領袖亦當不致有所芥蒂也。今遣郭團長返晉，面致手書，如有所教，乞令郭君再來，以便溝通兩方，成立諒解，對付共同之公敵。吉縣縣長暫留此間[4]，稍緩亦當令其返晉。國難日亟，諒三晉賢者決難坐視也。
專此。即頌
勛祺。不一!
毛澤東
五月二十五日
根據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毛澤東書信選集》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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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閻錫山，字百川，見本卷第371頁注[14]。
[2]指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中國人民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停戰議和一致抗日通電》，見本卷第385―386頁。
[3]指郭登瀛。原是閻錫山部第六十六師第三九二團團長，一九三六年春紅軍東征中被俘。
[4]參見本書卷第475－476頁《給閻錫山的信》。
停戰議和一致抗日通電
(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
南京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全體海陸空軍，全國各黨派各團體，各報館，一切不愿意當亡國奴的同胞們:
自蘇維埃中央政府與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組織中國人民紅軍抗日先鋒軍渡河東征以來，所向皆捷，全國響應。但正當抗日先鋒軍占領同蒲鐵路，積極準備東出河北與日本帝國主義直接作戰之時，蔣介石氏竟以十師以上兵力開入山西，協同閻錫山[1]氏攔阻紅軍抗日去路，并命令張學良楊虎臣[2]兩氏及陜北軍隊向陜甘蘇區挺進，擾亂我抗日后方。
中國人民紅軍抗日先鋒軍，本意集中全力消滅蔣氏攔阻抗日去路的部隊，以達到對日直接作戰之目的。但蘇維埃中央政府與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一再考慮，認為國難當前，雙方決戰，不論勝負屬誰，都是中國國防力量的損失，而為日本帝國主義所稱快；且在蔣介石閻錫山兩氏的部隊中，不少愿意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愛國軍人，目前接受兩氏的命令攔阻紅軍抗日去路，實系違反自己良心的舉動。
因此，蘇維埃中央政府與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為了保存國防實力，以便利于迅速執行抗日戰爭，為了堅決履行我們屢次向國人宣言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為了促進蔣介石氏及其部下愛國軍人們的最后覺悟，故雖在山西取得了許多勝利，然仍將人民抗日先鋒軍撤回黃河西岸。以此行動，向南京政府、全國海陸空軍、全國人民表示誠意，我們愿意在一個月內與所有一切進攻抗日紅軍的武裝隊伍實行停戰議和，以達到一致抗日的目的。
蘇維埃中央政府與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特慎重地向南京政府當局諸公進言，在亡國滅種的緊急關頭，理應翻然改悔，以“兄弟鬩于墻外御其侮”的精神，在全國范圍首先在陜甘晉停止內戰，雙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具體辦法，此不僅諸公之幸，實亦民族國家之福。如仍執迷不悟甘為漢奸賣國賊，則諸公的統治必將最后瓦解，必將為全中國人民所唾棄所傾覆。語云“千夫所指，不病而死”，又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愿諸公深思熟慮之。
蘇維埃中央政府與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更號召全國凡屬不愿意做亡國奴的團體、人民、黨派，贊助我們停戰議和一致抗日的主張，組織停止內戰的促進會，派遣代表隔斷雙方火線，督促并監視這一主張的完全實現。
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
中國人民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朱德
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
根據一九三六年五月十六日《紅色中華》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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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閻錫山，見本卷第371頁注[14]。
[2]張學良，見本卷第371頁注[10]。楊虎臣，即楊虎城，見本卷第371頁注[13]。
中國人民紅軍抗日先鋒軍布告
(一九三六年三月一日)
為布告事:照得日本帝國主義橫行華北，無人制止。蔣介石、閻錫山、宋哲元[1]，奴顏婢膝，媚外成性。全國喪亡，迫在眼前。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中國人民紅軍軍事委員會派遣本軍，東行抗日。一切愛國志士，革命仁人，不分新舊，不分派別，不分出身，凡屬同情于反抗日本帝國主義者，本軍均愿與之聯合，共同進行民族革命之偉大事業。本軍所到之處，保護愛國運動，保護革命人民，保護工農利益，保護知識分子，保護工商業。本軍主張停止一切內戰，紅軍、白軍聯合起來，一致對日，凡屬愛國軍人，不論積極地與本軍聯合抗日，或消極地不反對本軍及愛國人民抗日者，本軍均愿與之進行協商、協定或諒解。我中華最大敵人為日本帝國主義，凡屬食毛踐土之倫，炎黃華胄之族，均應一致奮起，團結為國。皮之不存，毛將安附，國既喪亡，身于何有?建義旗于國中，申天討于禹域。有力出力，有錢出錢，有槍出槍，有知識出知識，以一當十，是我精神，以十當一，是我實力。中華民族之不亡，日本帝國主義之必倒，勝敗之數，不辯自明。其有不明大義，媚外殘民，甚至抵抗本軍者，是自棄于國人，本軍當以漢奸賣國賊論罪。工農商學兵聯合起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打倒漢奸賣國賊!抗日民族戰爭萬歲!自由平等與領土完整的新中國萬歲!特此布告。
總司令 彭德懷
總政治委員 毛澤東
一九三六年三月一日
根據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四日出版的中共西北中央局機關報《斗爭》第九十六期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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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1]閻錫山，見本卷第371頁注[14]。宋哲元（一八八五――一九四○），山東樂陵人。當時任國民黨政府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國民黨軍第二十九軍軍長。
乙作戰指揮上的基本原則
(一)戰略防御時:
1.反對單純防御，執行積極防御。
2.反對先發制人，執行后發制人(一般的)。后發制人，即誘敵深入，不是所謂“機會主義的單純防御路線”(寧都會議[5]及其后)，而是內線作戰的正確原則。
(二)戰略進攻時:
1.反對機會主義的估計不足，為擴大戰果而奮斗(當由戰略防御中的反攻轉到戰略的進攻時，以及在整個戰略進攻的過程中，均應為擴大戰略上的戰果而奮斗)，為奪取先機而奮斗。
2.反對冒險主義:
(1)適可而止，保證已得的勝利(已得勝利是可能喪失的)。
(2)把陣地轉到新的方向去，使處在兩個大戰斗間的紅軍得著暫時的休息，使蘇區得著擴大，并把擴大蘇區的任務同創造戰場迎接新的戰斗的任務聯系起來。把兩個以上的蘇區打成一片和消滅蘇區中間及其附近的白色據點(打土圍子)，不是所謂“機會主義的動搖”(一九三二年黨報[6])，而是執行了正確的方針。
(3)發展形勢中的推進政策，波浪式的發展，有陣地有后方的發展(即是所謂“鞏固地發展蘇區”，所謂“同時擴大，同時深入”)，反對冒進政策(敵我對比許可時是例外)。
(4)打城市及敵人鞏固了的陣地是有條件的，過去反“上山主義”反“東北路線”[7]是錯了的(一九三二年)。
(三)一般原則(不論防御時或進攻時):
1.反對只“打”不“走”的拚命主義，又要打，又要走，自然走是為了打的。戰爭方式的游擊性，即沒有固定戰線，這是由于技術條件落后而決定的中國紅軍作戰的特點，也正是過去軍事指導的長處。在這里反“游擊主義”是錯了的。第五次反“圍剿”中企圖建立固定戰線是失敗了。拿這一戰線的暫時失利(地方被占)換得別一戰線的勝利，這一戰線的問題也就可以解決了(地方是可以恢復的)。
2.爭取這種可能，迅速改變紅軍的技術條件，使沒有固定戰線的狀態改變為一般有固定戰線的狀態，運動戰還是運動戰，但大大減少了游擊性。沒有這個現代的條件，要徹底戰勝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是不可能的，對于改變技術條件的消極是不對的。
3.運動戰是基本原則，反對“不讓寸土”的保守主義的陣地戰，主力紅軍大踏步進退是不可避免的、需要的。
4.集中兵力于主要方向，戰略上一個拳頭打人，內線作戰中的外線作戰，消滅戰；反對分兵主義，反對兩個拳頭主義，反對戰略上的“全線出擊”，反對擊潰戰(戰略的及一般戰役的)。
5.戰略的持久戰，戰役的速決戰，反對戰役持久戰，反對“拚消耗”。
6.要有充分的休息訓練，反對無益的急，學習必要的慢。
7.要有充分的戰斗準備。
8.依情況決定指揮方法，統一決心下的分割指揮是容許的、需要的。
9.拿戰略方針去指導戰役戰術方針，把今天聯結到明天，把小的聯結到大的，把局部聯結到全體，反對走一步看一步。
10.軍事委員會在軍事范圍內有完全的權力。
根據中央檔案館保存的抄件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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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這是毛澤東為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窯堡會議起草的關于軍事戰略問題決議的前兩部分。
[2]這里指偽冀東防共自治政府所控制的地區。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在日本帝國主義指使下，國民黨河北省政府灤榆、薊密兩區行政督察專員殷汝耕在河北省通縣成立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不久改稱冀東防共自治政府），控制冀東二十二個縣，脫離中國政府的管轄。
[3]綏，指綏遠省，見本卷第371頁注[16]。察，指察哈爾省，當時的轄區是今河北省西北部和內蒙古自治區錫林郭勒盟。
[4]熱，指熱河省，一九五五年撤銷，原轄地區劃歸河北、遼寧和內蒙古自治區。
[5]寧都會議，指中共蘇區中央局一九三二年十月在江西寧都召開的會議。這個會議為貫徹執行中共臨時中央的“左”傾冒險主義的進攻路線，錯誤地批評毛澤東提出的“誘敵深入”方針和他反對紅軍攻打中心城市，認為紅軍應向敵人統治力量較弱、黨和群眾力量較強的贛東北發展的正確主張。會議要求紅軍在國民黨軍合圍之前主動出擊，以奪取中心城市，爭取江西首先勝利。會后，毛澤東被調做政府工作，接著又被撤銷了紅軍第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的職務。
[6]黨報，這里指中共中央機關報《紅旗周報》。該報在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出版的第三十七、三十八期合刊上發表了《在爭取中國革命在一省與數省的首先勝利中中國共產黨內機會主義的動搖》一文。
[7]一九三二年三月中旬，毛澤東在贛縣江口召開的中共蘇區中央局會議總結打贛州的經驗教訓時，指出打贛州是錯誤的，提出紅軍主力應向敵人力量比較薄弱、黨和群眾基礎較好、地勢有利的贛東北發展根據地的主張，遭到會議多數人的否定。這個主張被要爭取所謂一省數省首先勝利的“左”傾冒險主義者稱為“上山主義”、“東北路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