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16年12月30日15:00—18:00

地點：新都區川音嘉苑

人物：袁錦芳

訪談人：張寶玲

影音處理：張魁武

文字整理：張寶玲 吳婷（研究生助理）喻金倫（研究生助理）

文稿審核：姚明淑

張：袁老師，您好!我們是學校檔案館的，目前正在開展“石大記憶”項目的采訪工作，推出這個項目的目的是想搶救學校的文化記憶，留下石大歷史的親歷者和見證人的記憶，作為我們石大歷史的一部分，將在檔案館永久保存。今天想請您講一講到石大來的經歷，您所從事的工作和培養新人情況。

枕著“保險箱”睡覺

張：袁老師，解放前您從復旦大學經濟系畢業，請您談談畢業后工作、生活以及來校初期的情況。

袁：1942-1944年，我在桂林的廣西大學經濟系讀書，1944年日本人打到了桂林，大家都逃難了，我們沿著湘桂鐵路轉移，輾轉到了重慶北碚，在復旦大學經濟系繼續學習，1945年12月畢業。當時國內很亂，一直沒有找到工作，在家帶孩子，是個家庭婦女。內戰結束后，新中國成立了，1951年1月，我才擁有了第一份正式工作，從一個地地道道的家庭婦女到自食其力的腦力勞動者，我很珍惜工作崗位，一輩子勤勤懇懇工作，覺得工作機會來得不容易，后來，無論到哪個單位，在哪個崗位，一直都是這種工作態度。

袁：1958年我調來，學校教職員工來自四面八方，教職工中有高中畢業的，還有各地抽調來的優秀專業老師，大都是20來歲的年輕人。南充龍女寺出油了，石油部說建大學，招了600多人。教學樓、宿舍都沒有，借飛機壩的軍營辦學。當時我在四川財經學院（現在西南財經大學）。學校的老師、職工到西昌河西鄉鍛煉。1958年大躍進，各行各業都需要人，組織上把我抽調上來，說我勞動表現好。四川石油學院也向四川人事廳、四川教育廳要人，特別需要財會方面的人，貴州要辦一所財經學校，也向四川要人。組織征求我的意見，到貴陽還是南充？我說服從分配，于是九月中旬，到了南充飛機壩軍營。那時學校總務處財務科，連一個會計都沒有，只有一個黃科長，之后，又來了一個出納，我們3個人。

袁：那時候學校還沒有校址，借用軍隊的房子，泥巴地亂糟糟的。知道學校是剛成立的，也沒什么思想負擔，想著以前自己一直從事的是教學工作，現在理論聯系實踐，也挺好的。

張：您是學校財務工作創建人之一，理順了學校的財務管理制度。您講一講克服困難開展工作的情況。

袁：來自四面八方的教職工，來了要報差旅費，我就與出納負責報賬，把這項工作先抓起來。

袁：當時條件的確艱苦，沒有電燈，點的都是煤油燈，工作到很晚才休息。我們還要負責保管小保險箱，擔心保險箱的安全，晚上睡覺的時候都是抱著保險箱，或者把它藏在枕頭下面，早晨醒來看到保險箱完完好好，心里才踏實。

袁：發工資的時候，我們就要去五星花園附近的銀行取錢，南充那時候沒有公交車，都要走路，天晴還好，下雨天泥巴很深，泥巴地腳踩下去拔都拔不出來。拿到錢后，還擔心錢的安全，都是把錢摟在懷里拿回學校，給大家發工資。

袁：學校的財務科直屬總務處，總務處要求財務科幫助各個科室建賬。建賬要有一套理論標準，用什么標準呢？當時主要有“收購法、借貸法、收支法”，我說收支法使用比較普遍，大家研究討論后，都認可收支法。

袁：財務科三個人分工，我負責最繁雜的伙管科建賬，伙管科管理全院教職工的口糧（糧票、油票、肉票），還要管理學生一灶、二灶的賬目，后來又增加了家庭貧困學生的助學金賬目，剛開始學校沒有助學金項目，后來學校針對貧困學生才設立助學金，分為3塊、6塊、9塊三個等級，給學生補助去買飯票、菜票。建賬開始，所有的財務問題都是找我解決，實在應對不過來，我就手把手培養出了一個黃老師當出納，專門管理學生灶。后來，還陸陸續續培養了一些財會人員。總之，就是哪個地方需要我，我就到哪兒去。

張：艱苦條件下，您與大家付出了很多，學校漸成規模，請您談談建校過程中印象較為深刻的事情。

袁：建校勞動的時候，是師生員工一起參加的，在馬載院長的帶領下，大家都很積極。女同志也一起從那么高的山上挖石頭背下來，挖平了一座山，還挖出了一個水庫……那個時候的建校勞動很辛苦。遇到農忙的時候，還要步行到很遠，去幫老鄉割麥子，當時與群眾關系特別好，大家心里都很高興，干起活來也很積極。

袁：初來學校時候，同事們對我幫助很大。1958年，學校搬到金魚嶺，有一天下午，我被一只毒蚊子咬了，腳腕起了膿包，很嚴重，校醫院看不了，就去了軍區醫院劃了一刀，把膿放出來了，之后就不能走路了，還要上班，學校張國昌老師連著幾天背我去上班，后來他找木工房給我做了一副拐棍，我才自己拄著拐杖去上班，我拄了石油學院第一幅拐杖。

張：這樣的故事很讓人感動。同事之間互相幫助、互相關心，這對學校總體的發展也大有裨益。

袁：最愉快的日子就是禮拜六，當時學校的文化生活氣氛很濃，學校成立了管弦樂隊，我們周六就在學生食堂跳交誼舞、演話劇、唱京劇，我還演過《打漁殺家》。

拉板板車參加勞動

張：全院師生精誠團結，學校得到發展，“文革”歲月中您與同事們是如何開展工作的？

袁：文化大革命期間，我還是沒日沒夜地工作，全院的報賬都是我在做。還記得，夏天天氣特別熱，晚上加班，小女兒（孫妮雅）很懂事，就在我身旁給我扇扇子，拿浸濕的毛巾幫我擦汗。

袁：那時候要求干部參加勞動，除了搞工作，還要去勞動，每天天不亮，就要拉著架子車去很遠的地方拉豆腐、豆干、豬肉……，我是個高度近視，摸黑走路很危險。

袁：回來全是上坡路，特別艱難，每次回來都是學生幫忙把架子車推到食堂去的，很感動。

袁：我在文革中也有一點波折。總務處要從干部、職員和工人中，評選三個“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我被選上了，剛開始我不去，說工作忙脫不開身，后來還是被勸說去了。大會上還表揚了“袁錦芳一個女同志、大學畢業生，拉板板車參加勞動”。但幾天之后就成了反面教材，成了罪狀，強制去勞動，勞動了三天，又讓我回去工作，說工作沒有我不行，開展不下去。回去我夜夜加班趕賬，毫無怨言。

袁：文化大革命期間，學生大串聯，61級至63級學生到處跑，在各地欠了糧票或者錢，最后返回學校賬上，學生所欠錢糧賬目須歸在學生個人名下，結算清楚，才能畢業分配工作。學生人數很多，情況很復雜，工作還要細致，我一個人實在完不成，就叫來三四個學生到我家里跟我一起加班做。每天都忙到很晚，當時糧食很緊缺，我們家就5個孩子，又不能讓前來幫忙的學生餓肚子，晚上還給他們煮面吃。那時候，一個人做七八個人的工作。中午從來沒有休息過，以至于到后來都沒有午休的習慣，那時候真是辛苦。

張：你們那一代人對待工作的奉獻精神和敬業態度，值得我們現在的師生員工好好學習。那個時候真的是不為名不為利，無怨無悔，全心奉獻。

捐獻遺體，為國家再做點貢獻

袁：今天你們到來，我很高興，我也愿意跟你們講講我身后的安排。

我1984年退休，30多年了，今年94歲，對國家沒什么貢獻，10多年前我就想，我這一生，是黨和國家把我培養成自食其力的人，死后要稍微對國家有點貢獻，我捐獻遺體，做醫學研究用。2013年5月1日，我們開了家庭座談會，孩子們問我和老伴“你們90多歲了有什么事要說”，我老伴說：“移風易俗、凈化環境、百年之后、舉行水葬”，子女們都說我們要像爸學習。我說“發展祖國醫藥，造福子孫后代，便于病理研討，自愿捐獻遺體”。我說了以后，兒女們也說向媽學習，同意爸媽的意見。2013年5月3日，新都紅十字會在兒女們的見證下，錄像、填表，手續都辦了，五個兒女都通過了。這身后的心愿完成了。

人物簡介：

袁錦芳：生于1922年11月，會計師。1942年7月至1944年6月在廣西大學經濟系讀書，1944年9月至1945年3月就讀于復旦大學經濟系。1958年10月調至西南石油學院，在我校長期從事會計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