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17年4月26日15:00——18:00

地點：西南石油大學校史館接待室

人物：蔣平教授

訪談人：陳建

影像：曹剛 張魁武

文字整理：肖玉

文稿撰寫：陳建

文稿審核：姚明淑

     

1968年，蔣平畢業于北京大學數學力學系力學專業六年制本科，在陜西汽車制造廠任技術員11年，1979年6月到我校任教。

因為喜歡做教師，所以最終來到了學校

陳：蔣教授，非常感謝您接受我們檔案館“石大記憶”項目組的采訪。您畢業于北京大學，能給我們談談當時是基于何種緣由來到我校的嗎？

蔣：很高興接受校史館的采訪。我是半路出家，1979年才到學校，來了以后一直在學校機電院力學教研室工作，直到退休。工作了30多年，對學校有很深的感情。

一位北大的畢業生怎么會到我們學校來任教？這個疑問不是只有你們提出來，我來校后經常有學生和老師問我這個問題。這主要是由當時的歷史背景造成的。我是“文革”期間畢業的，當時開了全國教育工作會議，定了性，“文革”以前是資產階級教育路線占統治地位，教出來的學生都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所以這些人必須接受工人、貧下中農和解放軍的再教育。當時的畢業分配方案就是依據這個精神來制定的，一般都沒有按照學校的培養目標來進行分配，大部分都要送到基層去，這在當時是普遍的現象。現在的人很不理解怎么會有這種事情，但我們國家歷史上確實發生過這種事情。不管是不是北大清華，都是一樣，而且越是重點大學分配的單位越差。為什么呢？譬如說石油部門的部屬院校，大部分學生分到石油部門、油田；北大清華這類教育部直屬的院校，沒有對應的企業，所以他們的分配比部屬院校還要差。比如說河北省要的5萬名大學生，很多都是北大、清華、北師大畢業的，一半下生產隊當農民，一半到社隊小廠當工人，幾年后才有所調整。當時河北省隆化縣的一個中學里去了20多個北大清華畢業的學生，這就是當時的歷史情況。就我個人而言，在我們那屆畢業生中我算是分配得比較好的，因為陜西汽車制造廠是生產軍用卡車的三線廠，算是個部屬大廠。當然去之前我還是到部隊農場接受了再教育，種了一年多水稻。我有個同學分到遂寧，是學力學的，工廠不好安排，因為懂點電，就當了電工；還有個分到中江縣的同學，當了長途汽車司機，文革后考上了錢偉長的博士。總之那時有很多匪夷所思的事情，是扭曲的。我在工廠里，不算太差。開始幾年在車間勞動，后來恢復技術科、設計科，我就到設計科工作，我是學理科的，就自學了《機械原理》、《機械零件》、《金屬熱處理》等，這些都是工廠工程師需要的。我自學起來比較容易，掌握起來也比較快，就到工廠車間當技術員，負責非標設備制造，搞實驗，自己制造科研設備和一些測量儀器，自己設計自己畫圖，加工裝配出來。

當時設計科的領導比較重視我，為什么我還是調走了呢？主要因為當年我考北大就是沖著以后搞教學、搞科研去的；另外我的家庭是教師世家，從小對教師這個職業很羨慕很尊重，覺得教師這個職業很好。所以“文革”以后糾正錯誤，允許調動，我就希望能回到高校。我本身愿意并喜歡從事這個職業，所以來到了我們學校。那以后，由于搞科研和綿陽的核九院聯系比較多，他們找過我幾次，很想把我調到九院去。雖然九院也可以搞科研，但是我還是更喜歡在學校搞教學，所以最終我也沒有去，一直干到退休。一開始沒有能夠到學校是因為歷史背景，后來到了學校是因為自己對教師這個職業的熱愛，愿意把它作為自己終身從事的職業。

陳：在企業的工作經歷，對您的教學科研工作帶來了什么？

蔣：雖然文化大革命耽誤了我們很長時間，大約10年，我們那屆畢業生在最應該出成績的年齡出成績的很少，這說明政策是錯誤的，也耽誤了我們的青春，但是也不能說到工廠工作那么多年一點好處都沒有。到工廠設計科工作后，我就知道一位工程師需要哪些知識、素質、能力。到了我們學校，培養的學生今后主要就是工程師，我對怎樣培養他們比較明確，我知道培養的學生今后會干什么，他們需要什么，這樣我就會在今后的教學中有的放矢。工廠的工作對我搞科研也有好處。開始他們不了解一個北大的學生怎么對工科挺了解，因為我在工廠干了10年。我搞科研很重視實驗，很多創新都是實踐出來的，這對我的教學和科研是很有好處的。但你不能說那個時候的政策就好，總的來說還是錯誤的，耽誤了我和我的同學為國家做出更多的貢獻，這是歷史的教訓。

熱愛就舍得投入

蔣平教授在教學工作上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成就，無論是課程建設、教材建設，還是教學研究、教學改革，在課堂教學競賽、教學質量工程、學科競賽等各個方面都取得了顯著成果，獲得了無數獎項，并被評選為1997年度全國優秀力學教師，2006年被評為我校首屆教學名師。

僅僅在1997年，《工程力學》課程獲學校優秀課程排名第一，蔣平教授作為負責人完成了國家教委面向21世紀教改項目子課題“《工程力學》課程體系和教學內容改革”項目的調研、立項，制定了改革方案及4種教學大綱，并在一個小班進行了《材料力學》教改試點，取得了很好效果。該項目在全國基礎力學教改研討會上被評價為處于全國普通高校前列。這一年，蔣平教授主持省重點建設課程、學校優秀課程工程力學的建設工作，當年通過學校評估，獲優秀課程第二名。

陳：這些榮譽背后，一定有很多艱辛的付出和鮮為人知的故事，請您給我們分享一下。

蔣：因為喜歡教師這個職業，就會把全部精力投入進去，能堅持很多年，這是主要原因。如果你對從事的工作不喜歡、沒興趣，就不可能做好。第二個原因，得益于北大對我的教育。北大的文化傳統、學術環境以及北大的老師，對我的影響很大。譬如說，當年給我們上課的很多老師都是骨干教師。教我們高等代數的丁石孫老師，后來當了北大校長、中國民盟主席，他的教學非常嚴謹、認真，水平很高，我印象很深的是他給我們上高等代數，鈴聲一響就開始講課，沒有講稿，沒有教案，什么都不帶，最后一句講完，下課鈴就響了，并且每一堂課都這樣。教我們微積分的老師，原本我們用的教材是蘇聯的比較權威的教材，但他不按教材講，自己用另外一種方法推，雖然推到一半推不下去了，但這種獨立思考的精神對我們的影響很大。北大的教育告訴我，治學要嚴謹，教學工作要認真，要舍得下功夫，精益求精。第三個原因，是機械系和教研室教師的大力支持。最后，得益于我的夫人的全力支持。我精力全部投入到教學教改中，家務事、管小孩等所有事她都承擔了下來。我記得編寫第一套教材時，那些手稿我寫得很潦草，她全部幫我謄抄下來。那時編教材不像現在可以用計算機復制剪切粘貼，只能用筆在稿紙上寫下來，工作量很大，沒有她的支持就不行。我經常在英文刊物上發表文章，需要輸入英文，她為此專門學了英文盲打。

由于受這些影響，所以我舍得下功夫。我1979年到學校，那時學校規模比較小，學生大概四千多人，教研室老師比較多，教師的工作環境比較好，進校以后先安排輔導。工科院校力學教研室的主要課程是《材料力學》和《理論力學》。我就把當時國內最權威的哈工大的《理論力學》的習題集約1000多道題全做一遍，《材料力學》我就選了清華大學的習題集，700多道題全做一遍，就像學生做作業一樣。要當老師，要給學生講題、批改作業、輔導，自己不清楚怎么行？這是基本功。我們教研室就是這樣要求的，后來也是要求新來的教師做足基本功。

英國利物浦大學《工程力學》課堂筆記（已捐贈給檔案館）

另外，1983年到1985年，我第一次到英國做訪問學者兩年，主要做課題研究，但是我還花了很多時間去聽利物浦大學本科的《工程力學》的全部課程，每堂課記筆記、收集每堂課布置的作業單、歷年的考卷及課表。當時并沒有人給我這個任務，學校沒要求，教育部也沒有要求，但我就愿意干這樣的事。不為什么目的，只是好奇為什么人家跟國內不一樣，想去完整地了解，一切源于熱愛。這事很費時間，因為有時搞課題某堂課去不了，我在那兩年中，哪次課沒聽到就記下來，下期再開這個課的時候，我就把這個課補上。所以，我完整地聽了這個課程。我發現這門課程和國內的差別很大。我想知道中外力學教育有什么不同，他們的教學體系、教材、方法到底跟我們國內有什么差別。我做了完整的筆記，這對我今后從事教改是一個很好的積累。但我當時做這事只是為了了解中外的教育。我系統地完整地聽了這門課程，它的教學內容、教學大綱是什么樣的，老師是怎樣講的。我的導師和合作者Jones教授是系主任，是有名的教授，每年都要給本科一年級的學生上課。 這為我今后的教改打下了基礎。有這基礎就眼界高，視野寬，吸收國外經驗跟國內結合起來。

教改，要舍得花功夫

我的教改前前后后花了十幾年，教材也經歷了很多年試講和修改，我的第一本教材是“十五”國家級規劃教材。1997年我參加全國力學會議討論教改。當時我們基礎力學教育部課程指導委員會主任是清華大學的范欽珊教授，很熱愛教學，在教學教改上很有水平。他在會上提出他們已經在編教材，全國都可以用。當時我就覺得不太合適，教改的目的就是要打破大一統，改革就應該百花齊放，不同的學校學生的層次不一樣，培養目標也不一樣，社會的需求也不一樣。我們學校大部分畢業生到基層到企業工作。如果都一樣，不就是新的大一統嗎。很多高校的老師也這樣認為。后來我就想要自己搞，特別是像我們這種一般院校以前選用的都是全國統編教材。雖然名校的教授我也很佩服，他們水平是很高，但我想有一點是他們缺乏的：他們沒在我們這種學校教過書，沒教過這些學生。你不了解你的教育對象，你編的教材怎么能適合他們的需要。我們普通院校的老師和他們有差距，但是我們常年和這些學生打交道，我們有豐富的經驗，這一點他們取代不了，這一點正是我們可以編教材的重要原因。

但是很多人還是不理解，因為編教材是吃力不討好的事。我開始希望大家一起參與，分工合作，但很多老師下不了這個決心，擔心費了很大力氣，最后出版不了，什么成果都不算，都不愿意編。但我覺得有這個需要，有這個想法，于是開始考慮怎么搞，有個思路，有個大綱。先編講義，一個禮拜寫一章，幾萬字，然后拿到印刷廠打印出來分發給學生，這樣一篇篇弄完，第二年再修改。從1999年開始試用起，前前后后修改了很多次，大的改動有四次，試用了很多次，并且還要其他老師來使用，提出修改意見修改，2003年才正式出版。當時高教出版社催著出版，但我不愿意，我覺得要經過幾輪試講很成熟了，最后才能出版。第二本中少學時的教材也是經過了5、6年的時間，經過了反復地修改、試講、試用，在不同的專業用，最后直到2012年才出版，花了很大的功夫。“十五”國家級規劃教材給了一個機遇，全國所有的老師，所有的院校，只要你有教材都可以報。教育部組織海選、組織專家評審。我的第一本教材立足于一般本科院校，改革力度很大。高教社覺得我的教材有特色，鼓勵我報。評審后被列入“十五”國家級規劃教材的基礎力學教材，總共11種，但只有這一種是一般院校老師編的，其他都是北大、清華、哈工大、浙江大學等名校編的。“十一五”國家級規劃教材數量翻了一倍，盡管擴大了，但是基礎力學教材只有兩種是一般院校教師編的，大多數是重點院校、名牌院校的，一般院校占的比例非常低，沖進去很不容易。我的教材第二版列入了“十一五”國家級規劃教材。主要是它有自己的特色，下的功夫比較大。我認為要取得成績，要舍得下功夫。

我一直呆在學校力學教研室，主要給本科生講《理論力學》、《材料力學》和《工程力學》，研究生的《彈塑性力學》、《塑性動力學》、《板殼理論》等。雖然教了幾十遍，但我每學期的講稿都是要修改的，因為每年的學生不一樣，專業不一樣。每講一次，總能發現一些遺憾，還能講的更好。如果你不感興趣，就不愿意下功夫。“臺上幾分鐘，臺下十年功”，“十年磨一劍”，確實很有道理。時間短，下功夫少，肯定是不行的。

用自己的實際行動去影響學生

機械系黨總支對蔣平老師的教學工作曾有這樣的評價：“教學中，他治學態度嚴謹，注重啟發式教學，對學生嚴格要求，注重教書育人，教育學生樹立良好學風。他指導的學生思想素質好，理論基礎扎實，知識面廣，受到用人單位好評。由于他教學效果好、成績突出，多次受到領導、同行和學生好評。”

陳：請您談談您與學生之間的故事。

蔣：身教重于言教。你的一言一行，對教學、對科研、對治學的態度，學生是看在眼里的，對學生有潛移默化的作用，這比用道理去教育學生更重要。

對學生要有基本認識。我始終認為，學生高中那么辛苦，通過激烈競爭考上大學，大部分是來學知識的，希望能按時完成學業的，這是基本認識。也就是說，如果老師是真心為學生好，認認真真地把知識技能教給學生，學生心里是很明白的。七八十年代，特別是八十年代，因為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很多學生喪失了上大學的機會，求知欲望很強烈，那時的學生比較好學。后來由于社會上的原因，學風開始變差，教風也開始變差，有些老師認為學生不好好學習，不好教。但我還是認為，大多數學生還是希望能夠學到東西的，起碼希望考試不掛科，能拿到學分。 盡管后來學風不太好的情況下，表面上有一些喜歡給學生放水的、管得不嚴的老師比較受學生歡迎，評價比較高，但實際上學生真心喜歡的還是對他嚴格要求的老師。所以我一直跟年輕老師講，這一點要認識清楚，不要糊弄學生。你的基本職責就是教書育人，無論學生怎樣，對于老師來講就是要全心全意把學生教好。

陳：研一的同學說，《彈塑性力學》這門課很難，稍不注意就要掛科，您會不會降低難度？

蔣：《彈塑性力學》很難，是研究生的學位課，到退休前我一直在上這門課。我堅持要求最后要通過了考試才能取得學分。一方面，因為這樣要求，學生很重視。如果這門課只是來聽一聽，不做作業，不下功夫，考試結果肯定不好，所以掛科率很高。雖然如此，我仍然堅持。因為我希望他們學到東西。另外一方面，既然我這么要求，學生就會下功夫，最后絕大部分學生都通過了考試。這和老師的要求有關，老師一放水，學生就不會好好學。

舉一個本科生的例子，八十年代我教的一個學生。我教《理論力學》，班上有一個女生是從青海考進來的，高考入學成績只有二百多分，基礎很差。入校以后，盡管這名女生很勤奮，但每門課程都學得很吃力，這門力學課一開始她就很害怕。我輔導時跟她說，不用怕，你基礎是差，但是你只要認真學，認真聽講，輔導課你都來參加，作業認真做，不清楚就問老師，只要這樣堅持下去，我保證你能達到基本要求。最后期末考試，不算平時成績，她的卷面成績就已經及格了。而很多基礎比她好的同學，是靠平時成績才及格的。我經常用這個例子教育學生，八十年代的考題比現在更難，她都能及格，你有什么理由不及格，只要你好好下功夫，及格是容易的。作為教育學生，這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對于研究生，由于平時接觸的更多，就更嚴格要求他們。有一個西華師大（原南充師院）考來的研究生，和我們工科院校有一些差別。我要求他補學一些工科的基礎課，并要求他參加考試取得成績，再指導他怎么做課題。另外我為他們創造盡量好的條件，把他們送到綿陽九院參加他們的課題研究。九院的水平比較高，科研設備和條件比較好。這些研究生受到我的影響，能夠努力學習、刻苦鉆研，認真做課題，很優秀。比如，葉作亮碩士畢業后考浙江大學機械工程的博士，當年有十三個人報考，大多是名牌大學的，他是唯一被錄取的。畢業后，西南財經大學作為人才引進，最后當了物流系主任、研究生院副院長。還有一位叫申智春，碩士畢業后分配到大慶油田設計院，過了一年他不滿足現狀要考博士，想在學術上做出一些成績，后來考上哈工大黃文虎院士的博士，最后分配到上海衛星研究所。還有一些考上九院的博士，后來也成為業務骨干。我對他們都比較滿意。

關于教育學生，老師對于大的思想問題不能放松，要重視教育。2000年以后由于市場經濟和社會的影響，許多學生不能安心學習，比較浮躁，急功近利，向錢看。有一個聽我課的研究生曾問我：蔣老師，力學又難又枯燥，你怎么能幾十年堅持。我反問：那你想學什么？他的回答讓我震驚：什么來錢快我就學什么。我聽到后一時話都說不出來。后來我跟他說：說實話，凡是正正經經靠勤奮發財的都快不了，來錢快的都是歪門邪道，你們還年輕，眼光要放遠一點。不要局限于眼前。

當一名稱職的教研室主任

1998年機械系黨組織對蔣平老師有這樣一段評價：“作為力學教研室主任，能夠走在學科發展前沿，積極組織教師進行教學法研究，在學科建設、教材建設、試題庫的建立方面作了大量工作。”

蔣平老師自己在1997-1999年度工作總結中關于教研室主任工作是這樣列舉的：“1.組織政治學習；2.課程建設、教研活動；3.培養青年教師，2人新開課，1人考研，2人獲課堂教學競賽獎，1人出國進修；4.以教改為中心的學科建設；…”

陳：請您談談當教研室主任為什么不容易？

蔣：教研室主任確實不好當，而且越來越不好當。教研室主任相當于基層干部，但不是正式的干部編制。教研室是學校最基層的單位，學校什么事都要落實到教研室，是第一線，任務重，矛盾也多，比如評職稱評優推薦。擴招以后任務大大加重，排課都是難題。我剛到學校時，全校學生只有4000多人，力學教研室有22個老師；擴招以后，學生30000多，我們教研室只有十幾個人，最少的時候只有10人。學生翻了很多倍，教師卻減少了。我們教研室的老師上五個頭的課，一年700多個學時。力學課和別的課程不一樣，必須有作業，周末全用來批改作業，很費時間，另外輔導備課也要費時間，所以很難辦。

我的體會是，雖然難辦，這個事必須要有人來做。既然干了就要以身作則，自己帶頭，不好上的課我上，有的班學風不好，沒人愿意接這個班，我就接。既然是教研室主任，就要為全體教師著想，關心他們的生活，工作上給與支持和關心，解決他們的問題，重視他們的進修培養。所以當教研室主任期間我干了幾件大事。第一，當時我們教研室上的課非常亂，因為我們沒有制定教學計劃的權限，是專業教研室制定培養計劃，他們把專業課排完以后剩下的學時給力學（力學是技術基礎課）。技術基礎教研室最難干，比數理化這種公共課更難干。因為學校更重視數理化，學院更重視專業課，所以給力學的學時很隨便，時多時少；同一專業、同一門課，每年學時還不一樣。老師不好備課，怨氣很大，工作不好做。我就在這件事下了功夫。教育部有基礎課的課程教學基本要求，指明了要教什么內容，達到什么目標，應該有多少學時。我把它找出來，根據教育部的要求，把力學的課程分三個檔次，多、中、少學時，把這三種學時的大綱列出來，教哪些知識點，達到什么要求。并以此為依據找教務處，找各個院系負責制定教學計劃的副院長，同他們商討，你的學生需要達到什么要求，就選用哪個檔次。經過反復協調，最后統一下來，不能亂給少給學時。爭取到了一定的發言權，這對保證教學質量是很重要的。這個堅持了很多年，學生的教育質量有了保證，這件事跑下來教研室老師都很高興。

其次，組織教研教學活動，教學法討論。根據我自己的經驗，這對提高青年教師教學水平和能力是非常重要的手段，可以向老教師學到很多東西。所以我當教研室主任的時候，這件事堅持得非常好。一周政治學習，一周業務學習，精心組織安排專題，每一個老師領一個專題作準備主講，其余老師一起來點評，吸收集體智慧。大家都很支持，《理論力學》和《材料力學》都堅持搞，最后出了兩本教學法研究的文集，放在教研室。之后的年輕教師都可以參考，很有好處。年輕教師缺乏教學經驗，我們就給他提供這種條件。

我們的教改不是單獨的某門課，是整個課程體系，整個基礎力學的教改，是全方位的，大家都參與了。不是哪個章節怎么改，是整個體系應該是怎么樣的，要切合我們這種院校，切合我們學生的層次、要求和培養目標，這樣老師心里也明白。即使以后教材變了，也知道應該講哪些內容，怎么講，這是很重要的。通過教改，教師對教學的內容，力學的知識，以及方法有更深的體會。

很多老師說，他當年學的時候理解不深，當了老師以后才知道，要給學生講清楚要看更多的書，或者學高一檔的力學課程才行，在高的層次上對學科的把握和理解是不一樣的，才講得出來。所以教師的提高是很重要的。因此我很重視給老師創造條件，到外校進修、考研，出國進修都很支持。老師水平越高教出來的學生才更有水平。比如清華大學的姚期智院士非常重視本科生教學，他親自制定本科教學大綱，選教材親自上課，他班上的學生世界各國名校爭著要，今年普林斯頓大學就給姚班的本科大學生9個獎學金名額。本科生教育很重要，本科是一個人的基礎。美國人認為本科生教育比研究生教育更重要，招聘時會問本科是哪個學校，不會問研究生是哪個學校。中學到大學是人生一個很大的轉變，國外的教授非常重視本科教學，大牌教授都要上本科的課。

20年間四訪英國 研究沖擊動力學

陳：基礎學科出成果不容易，您是否受到過名和利的紛擾？

蔣：力學是基礎學科，很特殊。原來基礎學科有六門，即數、理、化、天、地、生，后來把力學放進去了。但是力學和那些純自然科學不太一樣，它跟工程的關系很密切，所以它又是一個技術科學，雙重的。

作為基礎科學搞科研是很難的。從牛頓開始，力學已經有700年了，容易的問題早就解決了，到現在還沒有解決的那些，都是很難啃得動的硬骨頭。

陳：所以發表力學學科的文章很難。

蔣：說實話很難。多少年出一個天才把問題攻破，一般人確實很難。但是力學有一個好處，跟工程的關系很密切。你可以搞應用，所以我重視的還是力學的應用基礎研究，也就是說我注重研究用力學的方法解決工程問題，這個方面是可以搞的。力學和很多方面都有關系。我認為還是要看有沒有興趣，熱不熱愛這個事情，有興趣就鉆得進去，愿意幾十年都干這個事，舍得投入，耐得住寂寞。比如我從1983年第一次到英國訪問，一直到我退休前2003年第四次訪問英國，科研主要都圍繞兩個課題：一是韌性斷裂的傳播阻力，二是沖擊載荷作用下的模型規律的問題。

韌性斷裂的傳播阻力沒什么人搞。斷裂力學是很熱門的一個領域，但很多人只關心怎么開裂了，他不管裂了以后怎么樣，一開始關心的是那些脆性的高強度合金也會斷。后來發現高強度合金，飛機上、核電站用的那種強度很高的很結實的那些也會斷裂。但普通的低碳鋼，一般建筑的鋼架鋼材這些，韌性很好，一般不會裂，大家也就不關心這個事。但是我1983年搞課題發現，這個東西不會像玻璃陶瓷一樣“嘩”的一下全裂了，它開個口子或者裂一段就不裂了，這很重要。譬如說我們的輸油氣管道一下爆了、裂了，一般來說不會一裂就裂幾公里長，只會裂這么一段。也就是說，它裂了以后是有阻力的，不會老裂下去。但這個裂紋傳播過程就沒人去研究了，這阻力到底有多大？和材料有多大關系？不同的材料肯定還是不一樣，這個沒人去管。但這個也很實用，譬如說交通事故，撞扁了裂了，都要消耗能量，那就要研究怎么保護，高速公路護欄怎么設計，都跟這有關系。但我發現這是個空白，我就抓住這課題下功夫，一直搞了十幾年。從搞實驗研究到提出理論模型、計算，不同情況下，一直圍繞這課題在搞，最后國際上也認可。也就是說，你抓住一個問題要舍得堅持搞下去。

另外，模型律的問題，我也是搞了很多年。很簡單的一個例子，小的東西比大的結實，最典型的就是伽利略很早意識到的一個問題：一只狗可以背一只狗跑，一匹馬背一匹馬根本跑不動，這個現象有什么用？我們工程上一開始搞研究、搞實驗，很多都是從搞模型實驗開始，就像先用一個小飛機模型來預測大飛機會怎樣。飛機都要進風洞，風洞不可能很大，不可能把那么大的飛機推進去實驗，這個模型實驗的結果要怎么換算到大的飛機上去，是有規律的。這規律有人總結，但是后來發現在有些情況下這規律不成立了，并不是按比例放大的，這個就應該研究，不按比例放大又是按照什么來的，這個就很有用了。所以我發現這個問題值得研究，后來在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取得一些成果。也就是說，你抓住一兩個問題，能夠長期搞下去，總能搞點東西出來。你對這個有興趣了，認為是個研究方向，人家很少搞的，認為確實該有些新東西出來，你就去研究。雖然不見得開始就有什么結果，但總會有點與眾不同的，國外就特別重視這種研究。

現在說創新，什么是創新，跟別人不一樣才叫創新。我們那一代的人對名和利看得確實比較淡，還是比較愿意做自己感興趣的事，不在乎得到多少名和利。譬如說我出了一本譯著《結構沖擊》，這個更是吃力不討好，因為翻譯不算成果，誰愿意費這個力氣干呢。但是我1983年去的時候發現Jones教授在寫這個專著，我覺得很好。沖擊動力學方面，國內甚至國際上還沒有一本全面論述的專著。他在這方面是權威，是國際沖擊工程雜志的主編。他在寫這個我就覺得很有用，這個在國際上很有用，在國內更有用，是很有意義的一本書。當時我就和他說，你寫出來我給你翻譯成中文在中國出版，讓中國人也受益。這是1980年代的事情，實際上這是很不好干的事情。當時講究經濟效益，出版社都不景氣，很多出版社不愿意出版這種類型的書。

我1980年代出國的時候，國內這方面的研究很少，但我知道這個很有用，就想要介紹給國內。所以當時找了好幾家出版社，最后找到四川教育出版社給出版。耽誤不少時間，英文版是1989年出版的，中文版到1994年才出版。一方面我翻譯花了很多時間，那么厚一本，有很多專業名詞我也不知道該怎么譯，要和作者討論，中文中沒有對應的術語，跟中科大的教授要討論好幾次，怎么翻譯合適。我費那么大勁翻譯是為了什么，沒有名也沒有利，我就是覺得國內有需要，我有這個義務和責任把它介紹給國內。所以不管有什么困難我都要干成這個事。出版以后供不應求，許多科研單位都要這本書，軍隊院校、中科大、北大等很多院校都要這個做研究生教材或給科研人員用，很快就賣完了。但是出版社不愿意重印。后來北航的一個教授在國外看到英文的第二版，也覺得很有用，但不知道有中文第一版。和作者一聯系，才知道有中文版。因為Jones教授是很信任我的，他就叫北航的教授和我聯系，一定要我聯合參與翻譯這個第二版。現在已經翻譯完，今年即將出版。這對教育、科技和工程部門都非常有用。這是學術專著，工程和研究生都非常需要。

陳：請蔣教授為我們簡單描述一下結構沖擊對力學這個學科以及國內相關學科建設的意義。

蔣：意義就是，最早沖擊動力學是跟軍工密切相關的。二戰美國向日本扔了兩顆原子彈，相當兩萬噸TNT當量的炸彈，這是怎么知道的？當時美國派了兩個專家組到實地考察。炸后鐵軌、保險箱、柜子都變形了，通過這些來分析、反推爆炸威力有多大，這就是和軍工有關的爆炸沖擊。但是后來飛機、高速公路出來了，汽車在高速公路上行駛，一撞車不得了；高鐵出來后，事故的影響就更大了。也就是說從軍工到民用各個領域都與沖擊動力學有關系。國外就這樣一個發展過程，國內隨著經濟建設發展也是這個過程，汽車要安全性，汽車廠都要搞撞擊實驗。

陳：您對教師從事科研工作怎么看？

蔣：我覺得搞科研對教師來說還是很需要的，搞了科研，對這個學科的前沿、知識、動向、發展就更清楚了，眼界就高了，知識面就寬了，反過來對這個學科、對教學的認識就更深刻了，有助于提高教學質量。科研促教學應該體現在這，而不是只把科研成果應用在教學上，科研對提高教師的水平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說高等院校的老師確實應該搞科研。

大學教育應該回歸本源

蔣：我覺得出國進修訪問主要歸功于當年的石油部非常重視教育，學校也大力支持，所以我們學校八九十年代出國的老師比較多，這跟石油部的重視和學校的大力支持分不開。有些人說我出國出的多，出國跟出差一樣。其實他們不知道，第一次出國我連名都沒有報。我想著出國是好事，我剛來學校，要有自知之明，因此沒有報名。后來到第二年春節前兩天，當時機械系的副主任李光耀老師碰到我說，你英語這么好怎么不去報名出國啊？我還是說，出國這么好的事，我剛來，還是讓別人去吧。是在他的鼓勵下，我才報了名，后來通過石油部的英語考試，又到廣州參加培訓，最后才出國。所以說，學校對于送老師出國進修是很支持的。

另外，對于出國的基本認識，我覺得出國就是學習、進修、交流，了解學科的前沿，了解國外發展到什么水平，學習國外的經驗，而不是一種待遇。但我覺得到后來，出國變成了一種待遇。比如1989年，本來Jones教授申請了英國的中英文化協會的一個獎學金，邀請我去，不用國家花錢。但后來，出國的通知下來居然沒有我，原來學校沒有往上報，學校就以為你已經出國幾次了，這個待遇已經享受了，他不是把這個當作是給老師提高的機會，就把這個國外給的獎學金給浪費了。后來1990年用了世行貸款去了。我覺得出國應該是很重要的，是對老師培養的一個很好的途徑，應該發揚原來的傳統。我有這個基本認識，所以盡管出國很多次，但每一次我的精力都放在交流學習這些方面，我覺得這個就叫不忘初心。出國的根本目的是什么？要干什么？我是記住這個，所以把全部精力投進去。我1983年第一次去，1990年去過一次，1993年開國際會議去了一次，2002年的時候Jones又寫信邀請我去，他知道我是搞學術的，做研究的。

我出國印象比較深的有幾點：

1.1980年代，國內外物質上的差距非常大，物質生活以及計算機的普及程度國內根本沒法比。國外高速公路四通八達的時候，國內高速公路都沒有。但2000年以后我去美國、英國的時候，我覺得這方面的差距已經很小了，而且有些設施國內比國外還好，比如機場、高速公路、高鐵等。這方面的差距大大縮小了，說明我國這幾十年的經濟發展，進步很大。但是精神文明方面的差距還是很大。以前去因為物質方面差距太大，精神方面的差距就不明顯，現在這個差距就突出了。國外的文明程度很高。比如沒人闖紅燈，車輛禮讓行人。

2.國外的大學非常重視教學。以下四點說明：

第一，大學（包括國外的名牌院校）的介紹：教學和科研（teaching and research），都是把teaching（教學）放在第一，都講培養了多少學生，不介紹科研有什么成果。

第二，不論英國還是美國，大學的教職員工表上只分兩類：教學人員(academic staff)和非教學人員(non-academic staff)；這兩類人員不能交流，非教學人員是不可能進入到教學人員系列的，地位不一樣，教學人員的地位明顯高于非教學人員。一旦定為非教學人員，就不能轉為教學人員。社會認同感上，教學人員明顯高于非教學人員。這就能很好地說明對教學的重視。

第三，國外的大學，不論知名教授還是系主任，都要給本科生上課。得諾貝爾獎的教授都要給本科生上課，要寫板書。我認為這才是大學本來應該的樣子，實際上始終把教學、教書育人放在第一位，這是學校的中心任務。

第四，國外不對科研成果作強行要求。比如福特公司每年給加州伯克利大學汽車研究室100萬美元，福特的高管每年只來考察1-2次，了解一下研究內容，不要求提交成果，不急功近利，眼界高，胸懷大。高校的老師擅長搞基礎研究，大學需要寬大的胸懷。我反對量化管理，學校不應拿管工人的方法來管理知識分子。國內雜志對論文頁數作了嚴格限制，因為教師和研究生都要求發表幾篇論文，而每個專業就只有幾本學術期刊。我2004年在Jones那里寫的兩篇論文都是SCI，EI收錄，15頁-20頁。Jones鼓勵我把研究成果充分地寫出來，盡可能表現出來，他覺得很有價值。

我們應該做到習近平總書記說的“不忘初心”，大學教育應該回歸本源，只要不忘初心，怪現象就不會出現。

蔣平教授在美國進行學術交流

【人物簡介】

蔣平，男，教授，博士生導師，漢族，生于1945年8月，1968年畢業于北京大學數學力學系力學專業，1983～1985年在英國Liverpool大學進修，1990～1991年和2003～2004年應邀在Liverpool大學沖擊研究中心從事合作研究，2000年和2007年分別應邀到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和德州大學阿靈頓分校進行學術交流。首屆校教學名師，1997年度全國優秀力學教師，主要從事工程力學、沖擊動力學和斷裂力學領域的教學和科研工作。“八五”以來主持和承擔各類科研、教改項目10余項，獲中石油優秀教學成果二等獎1次，省部級科技進步二等獎1次。在國內外核心刊物和國際會議發表論文30余篇，出版“十五”和“十一五”國家級規劃教材各1部，譯著1部。曾任四川省力學學會和四川省工程爆破協會常務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