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勰塑像 資料圖片
《文心雕龍》（黃叔琳注） 資料圖片
【傳統文論的當代回響】?
南朝劉勰的《文心雕龍》是我國古代文論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名著。清人黃叔琳曾稱之為“文苑之秘寶”，又說“綴文之士，茍欲希風前秀，未有可舍此而別求津逮者”。讀《文心雕龍》，印象最為深刻的是“神思”篇中的這段話：“陶鈞文思，貴在虛靜，疏瀹五臟，澡雪精神。積學以儲寶，酌理以富才，研閱以窮照，馴致以繹辭。然后使玄解之宰，尋聲律而定墨；獨照之匠，窺意象而運斤：此蓋馭文之首術，謀篇之大端。”細讀之，深感治文學者，應當對此中關于如何培養“神思”的思考予以特別重視。
刻苦而廣泛的學習是治文學的第一步
先說“積學以儲寶”。宋代的嚴羽曾說：“夫詩有別材，非關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文學固有其區別于其他文字的特殊之處，但若據此認為治文學可全憑天分而無需勤學，顯然是大謬。
中國第一位大詩人屈原即“博聞強志，明于治亂，嫻于辭令”，司馬相如、揚雄、班固、張衡等兩漢賦家均是學養富厚之人，從有關李白、杜甫、韓愈、李商隱等勤學苦讀的那些掌故中，就可看出他們之所以能在唐詩史上成為“自辟宇宙”的大家，首先離不開“積學以儲寶”。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一流作家，多為一身兼學者與作家二任。反之，有的作者雖不乏天資，但殊少后勁，故不少一時之作，過后品讀缺少回甘。
強調積學，并非強求作家當專家，更非強求作家只能枯坐書齋。曹雪芹說得好：“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世上一切有益知識，都是文學工作者所珍重、開掘的富礦。無論如何，刻苦而廣泛的學習是治文學的第一步，須臾不可輕慢。否則，只會像劉勰所言：“若學淺而空遲，才疏而徒速，以斯成器，未之前聞。”
以正確的情理、文理與道理為指引
治文學不僅離不開勤學，更離不開明理。假如不能“酌理以富才”，不能以正確的情理、文理與道理為指引，同樣會事倍功半乃至誤入歧途。
杜甫前半生久未得志，安史之亂后更體驗到從國家到個人的各種苦難，但他不僅沒有意志消沉，而且始終懷抱赤誠之心，并在此基礎上實現“暮年詩賦動江關”的輝煌。背后的情理在于，杜甫從來都認為他所親歷的“開元全盛日”就是原始儒家理想的現實建構，他相信“煌煌太宗業，樹立甚宏達”，也遵奉“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的志向。不明乎此，讀杜詩難免出現偏差。
李商隱的駢文在后世獲得“今體之金繩，章奏之玉律”的高評，原因就在于他在學習前代經典時吃透蘊含其中的文理并將之融進自己的創作，在創作上自認與杜甫、韓愈等心有靈犀，這也是他擺脫一般四六文形式主義積弊的要領所在。
現在有些文學創作為人詬病，就是因為存在不合常理的邏輯硬傷、不合情理的編造，違反起碼的藝術邏輯。這就說明，作家和文學評論家對公認的社會運行基本法則即道理要有會心之見，并據此進行正確的創作與批評。
身體力行深入生活現場
如果說“積學”與“酌理”是一個作家必備的基本素養，那么“研閱以窮照”亦即深廣扎實的調查研究，就是作家在進入具體文學活動時絕不能缺失的先手之棋。
文學不是一般的社會工作，但同樣離不開調查研究甚至對此要求更高。晉代左思為創作《三都賦》，不僅拜訪張載、陸機、陸云等飽學之士，而且“自以所見不博，求為秘書郎”。沒有這種嚴肅認真的研閱態度，左思不敢那么自信地宣示：“其山川城邑，則稽之地圖；鳥獸草木，則驗之方志；風謠歌舞，各附其俗；魁梧長者，莫非其舊。”清人蒲松齡為搜集奇聞逸事，甚至在路邊開設茶棚以換取行人說稗，繼而“集腋為裘……浮白載筆”，更是一種創造性的文學調研。
“研閱以窮照”的意義絕不只是增廣見聞、積累素材這么簡單，其關系到一個在深入調查研究基礎上得出正確認識并指導文學實踐的大問題。
路遙的《平凡的世界》并未回避時代的曲折，但他塑造出的堅忍不拔的孫少安、追尋夢想的孫少平、一心為民的田福軍，更給人一種真實的光明力量。老藤的《北地》通過一個畢生奮斗在黑土地上的高級干部常克勛的回憶，串聯起一部蕩氣回腸的革命、建設、改革歷史。《北地》最大的突破在于實事求是、客觀通達，特別注意開掘每一個時代都不曾遠離的溫暖與忠貞。路遙與老藤的判斷和處理皆來自身體力行的“研閱”。路遙為創作《平凡的世界》，不僅進機關、下礦井、駐農村，而且翻閱了十年間的各級黨報黨刊，從中獲得生香真色的時代認知。老藤長期在黨政機關任職，近距離接觸到各級領導干部，這讓他在書寫這個群體時心中有數。
注重語言的韻律和文采
文學終究是語言的藝術，作家也好，文學研究者也罷，任何觀點立場判斷，都要靠語言來傳達。再好的素材內容，假如沒有恰當的語言或修辭來支撐，其效果必然會大打折扣。反過來，假如作品語言過硬，縱使題材傳統，也能有特殊的吸引力。
中國古典詩歌發展到八世紀上半葉，出現過一個被文學史家以“盛唐氣象”命名的高峰時代。如果從內容的新鮮或思想的深刻來看，盛唐詩歌與其前后的詩歌創作相比，并不顯得特別卓犖。但“盛唐氣象”依然廣受歡迎，人們那么熱愛李白、杜甫與王維，根本原因是盛唐詩歌以一種精彩絕倫的語言，創造出一個無與倫比的“神來、氣來、情來”的藝術世界和理想境界，與一切向往美好純真的讀者產生超越時空的共鳴。
再說京劇《沙家浜》中阿慶嫂“壘起七星灶，銅壺煮三江”這段唱詞，至今仍傳唱不衰，就是因為其意蘊、韻律、文采都有動人之處。
劉勰提出“馴致以繹辭”，對今天的文學實踐具有特別的啟示。新時期以來，文學工作者經營語言的意識與能力都在增強，一些作家甚至形成具有辨識度的語言風格。王蒙的汪洋恣肆、陳忠實的粗獷質厚、王安憶的細膩精致、韓少功的樸茂、畢飛宇的冷峻……
不過，劉勰曾批評的“乖理違義”的修辭之病，在當下一些作品中并未消失，這不僅表現在文學創作領域，也表現在文學研究領域，比如，從改革開放之初的語言歐化傾向，到后來疊床架屋式的概念堆砌現象，等等。類似郭沫若、茅盾、蕭滌非、林庚、錢谷融、蔣和森的那種既大氣包舉、嚴謹深刻，又眉目清晰、神采飛揚的研究語言越發稀見。文學研究者忽視了一個道理，即老老實實的修辭也能檢驗一個學者是否成熟與有誠意。
劉勰看重“神思”，既指其為“馭文之首術，謀篇之大端”，又從“學、理、閱、辭”四端明確用力的方向，而“陶鈞文思，貴在虛靜，疏瀹五臟，澡雪精神”，更把“虛靜”作為培養神思的前提。中國文學史上從不缺“張衡研《京》以十年，左思練《都》以一紀”的殫精竭慮，“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的追求卓越，“批閱十載，增刪五次”的精益求精，這些都證明劉勰“理郁者苦貧，辭溺者傷亂，然而博見為饋貧之糧，貫一為拯亂之藥，博而能一，亦有助于心力”這個論斷的正確性。人類文藝發展史表明，急功近利、竭澤而漁、粗制濫造，對文藝和社會精神生活都是一種傷害。想要根治當下文學領域存在的某些“浮躁”病，不妨重溫劉勰充滿善意又本色當行的文學箴言，讓“一服古方”再展功效。
（轉自：光明日報；文字版權歸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權，請聯系管理員刪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