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國紀檢監察報刊發《習俗，絕不能成為斂財的借口——黑龍江省依蘭縣查處住建局副局長違規操辦“升學宴”》一文，引發社會廣泛關注。中央八項規定自2012年12月頒布，從一年多的落實情況看，作風建設已經取得初步成效。但令行并未禁止，為何依然有那么多黨員干部膽敢頂風違紀？頂風違紀現象說明了什么？如何改變？對此，中國紀檢監察報記者采訪了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政治學系教授周淑真和中央黨校黨建部講師強舸。
——編者
背景分析：2013年9月起，中央紀委監察部實行全國查處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問題每月通報制度。據統計，一年來，案件數量呈現逐步上升的態勢。這一方面反映出各地各部門對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問題的常抓不懈、查處力度不斷加大；另一方面，也說明少數黨員領導干部無視規定、頂風違紀的現象依然存在。在查處的案件中，鄉科級干部比例達95%，成為違規的主體，而縣處級、地廳級、省部級人數依次減少。同時，違規使用公車、大操大辦婚喪喜慶事宜、公款大吃大喝等問題較為突出。
頂風違紀，根源在哪兒?
僥幸、從眾心理只是表面原因，根源在于許多黨員干部對中央八項規定的重要意義和中央落實八項規定精神的決心認識不到位。
記者：有人將頂風違紀者的心態大致歸結為僥幸心理、從眾心理、認為小題大做等。為什么原本應該帶頭遵守黨紀法規的黨員干部，敢于開“頂風船”帶頭違紀呢？
周淑真：頂風違紀基本上就是這幾種心態，但這三種心態各不相同。僥幸心理是最基礎、最一般的心理，認為犯一次錯、冒一次險應該抓不到，試一試水也沒事兒；從眾心理是覺得，別人犯錯了沒出事，法不責眾，我也試試；小題大做就是覺得本來就不是什么大事兒。總體說來，這三種心態反映出有的人認為反腐敗“雷聲大雨點小，多說少做”，沒有真正認識到十八大以來中央對反腐敗，特別是對中央八項規定常抓不懈的決心。
強舸：僥幸、從眾等心理只是表面原因，頂風違紀的真正根源在于認識問題，即許多黨員干部沒有從根本上認識到中央八項規定的重要意義和中央推進八項規定落實的決心，甚至有的黨員干部認為中央管得過寬。因為對八項規定的不認同，他們才會找漏洞來違反規則，諸如“不會這么倒霉就查到我吧”的僥幸心理和“大家都這么干憑什么我就不能干”的從眾心理才會起作用。
記者：滋生這種心態是否有社會基礎？
強舸：這種心態的滋生有較普遍的社會基礎。近年來，大操大辦婚喪喜慶事宜、公款大吃大喝的不良風氣愈演愈烈。排場越大，好像就顯得人越有本事，人越有面子。我們在調研中發現，在一些地區，如果你是公職人員，花自己的錢、用自己的車招待朋友，就會被認為是一件“沒面子”的事情；相反，你越是用公家的東西，別人就越會覺得你做人有本事。
周淑真：我認為是有的。現在的官場文化認為，公職人員就應該跟普通群眾不一樣，公款出行、公車私用、單位福利，這些都是理所當然的，這其實是長期積淀形成的一種特權思想。同樣，社會上也形成了一種普遍心態。一些人認為公職人員就是具有特殊性，比如過年過節發福利、甚至定期公款旅游都是正常的事，如果沒有，反倒不正常。
記者：中央八項規定的要求明確，可操作性很強，但頂風違紀者依舊會采取這樣那樣的方式變相違紀違規，您覺得這種現象是否與監督不到位有關？
強舸：中央八項規定與當前許多不良的社會風氣是針鋒相對的，必然會遇到比較大的阻力。能查處這么多頂風違紀案件，恰恰說明許多地區的監督工作是“有作為”的，沒出什么頂風違紀案件的地區，也未必是監督工作做得非常好，反而有可能是“不作為”。當務之急是要在全國范圍內繼續把強有力的監督落到實處，做到持之以恒。
周淑真：很多作風問題是久成惡習，已經成為一種習慣或風俗，一旦反對，反而會讓人不適應。反對它和糾正它也是一個長久和持續的過程，不會一抓就戛然而止。所以，監督只是一個方面，關鍵還在于各級黨員干部思想觀念的轉變。
風俗習慣能否成為頂風違紀的借口？
不能把黨員干部頂風違紀的個人行為全部歸因于社會，將人情風俗作為借口，就是狡辯。
記者：黑龍江省依蘭縣頂風違紀操辦“升學宴”一案的當事人，在接受組織約談后，陽奉陰違，依舊違規操辦“升學宴”。在各級紀委查處的案件中，大操大辦婚喪喜慶事宜問題也較為突出。那么，對頂風違紀者來說，是否存在一些無法承受的負擔？
強舸：許多人把“禮尚往來”視為零存整取的儲蓄行為，平常“給別人送”是零存，自己辦事時“別人送”是整取。八項規定禁止大操大辦，使得很多黨員干部沒機會收回規定出臺之前送出去的禮錢，心理上自然不愿意，經濟上也很可能會有一定“損失”。此外，面子也成為很多黨員干部頂風違紀的“壓力”和“動力”。中國社會講究面子，對父母來說，能給自己的子女辦一場風風光光的婚事，能證明自身的慈愛。對子女來說，能給自己的父母辦一場風風光光的葬禮，能證明自己的孝順。但是，社會風氣和個人行為是相互影響的，不能把黨員干部頂風違紀的個人行為全部歸因于社會因素。這里有家庭的影響，有面子思想，也有借機撈錢的想法。
周淑真：這種所謂的負擔不是無法承受的，將人情和風俗作為頂風違紀的借口，就是狡辯。人情和風俗是整個社會的，關鍵是黨員干部自己怎么看、怎么想。很多人都沒有那么做，也沒有誰去責備啊！所以，當事人的思想認識和價值觀念很重要，若囿于思想的影響，就有可能做出頂風違紀的事情。
記者：查處的案件中，發現存在使用公款購買節禮發放職工福利的案件，相關黨政機關的負責人并非單單為個人謀利益，這樣的頂風違紀者是否值得同情？
周淑真：這種行為有利己的成分，通過為大家頂風辦事兒，博取“人緣”，查出來了，就認為是為大家“犧牲”了。同時，這也與長久以來公務員的收入構成有關，福利成為工資收入的一部分，他認為是理所當然的。這應當從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面入手，使工資收入和社會生活水平相匹配。
強舸：這些單位的負責人對相關規定把握不準確是重要的原因。中央八項規定施行以來，違規用公款購買節禮發放職工福利的案件有之，以落實中央八項規定精神為名剝奪員工合法福利的現象亦有之。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單位負責人對何為合理合法的福利及其額度缺乏清醒的認識，所以就陷入了“發也不是，不發也不是”的困境。
頂風違紀，如何根治？
根源上扭轉需要社會形成共識，打一場黨組織自上而下監督和群眾自下而上監督的持久戰。
記者：查處的案件呈現以下兩個特點：一是鄉科級干部是違規主體；二是違規配置使用公務用車與大操大辦婚喪喜慶事宜問題較為嚴重。這兩者之間是否存在共同根源？
強舸：這兩種現象確實存在共同的根源。查處的鄉科級干部人數多，很大一部分原因是鄉科級干部本身基數大，數量是縣處級的幾十倍、廳局級的幾百倍、省部級的上萬倍，這是個統計學問題。某些媒體對此惡意炒作，屬于故意地“裝不懂”。當然，也有統計學以外的原因。比如，越往基層，紀檢監察機關的監督任務就越重，人力、物力就越緊張，受到的掣肘也越多。這就導致監督工作的弱化，使得鄉科級干部違法亂紀的膽子就更大一些。從這一點上來說，要進一步加強基層紀檢監察機關的建設。
周淑真：中國官員的結構是金字塔形，層級越高人越少。數量最大的是管理基層社會的鄉科級，縣處級、廳局級、省部級依次減少。違規使用公車和大操大辦婚喪喜慶事宜的，很多都是基層鄉科級干部，他們要在那個社會群體里顯示一下威風，也就是所謂的“面子”問題。另外，鄉科級干部和社會大眾接觸比較多，辦婚喪事宜，周圍鄉民都來送禮，有時候的確比較難處理。
記者：有一些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的案件不大，但影響惡劣，應采取哪些措施，根治這種現象？
周淑真：根源上扭轉還是需要社會形成共識，覺得這樣的做法是丑陋的，是不應該的。社會風氣根深蒂固最不容易扭轉，實際上我們是在做一件很困難的事情。十八大以來，基本上形成了“不敢腐”的認識，現在要常抓不懈，抓落實。同時，要完善并落實制度，令行禁止，明確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才能逐漸使之成為風氣。廉政教育也很重要，讓大家認識到貪腐會葬送政治生命，做起事來就會謹慎。此外，公眾和社會輿論的監督也非常重要，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此前開通“違反八項規定直通車”就是發動社會監督的一項有力舉措。
強舸：第一，要加強教育。不能僅僅讓黨員干部“怕”中央八項規定，而要從心底認同。第二，要持之以恒落實制度。堅持幾年后，制度就會越來越被人們認同，僥幸心理就會越來越少，頂風違紀行為也會越來越少。第三，必須依靠群眾。“上級不可能知道”的僥幸心理是很多黨員干部頂風違紀的重要動因。近期通報的許多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的案件，其查處都是依賴群眾提供的線索。紀檢監察機關要暢通群眾舉報途徑，保護群眾舉報行為，打一場黨組織自上而下監督和群眾自下而上監督的持久戰。（對話人：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政治學系教授 周淑真 中央黨校黨建部講師 強舸 記者 曹溢 王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