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軍事家、外交家，他的一生，不僅為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做出了杰出貢獻，而且他對保密工作的重視亦堪稱典范，其非凡的經歷和模范言行，都是珍貴的財富，值得我們繼承和發揚。
恩愛情侶不知對方身份
周恩來、鄧穎超夫婦入黨的時間不同，地點各異，建黨初期也沒在一個地方共同工作，所以相互不知道對方是什么時候入黨的。戀愛期間，他們在通信中也從未涉及黨的保密紀律不許說的事，只是談論自己和理想。直到1924年9月，周恩來自歐洲回國后，經過組織溝通，他們才知道對方都是共產黨員。1925年8月，兩人結婚以后經常相互提醒，在任何情況下都要嚴格遵守黨的紀律，保守黨的機密。因為他們認為黨的紀律對任何黨員來說都無例外，而越是負責的黨員，越應以身作則，越應自覺遵守紀律，嚴守黨的機密。
1926年冬，黨中央決定調周恩來去上海，組織領導上海工人舉行第三次武裝起義，而鄧穎超仍留在廣州。行前，周恩來對去上海的任務守口如瓶，直到1927年3月22日，震驚中外的上海工人起義取得勝利，鄧穎超才知道這次起義是由周恩來領導的。
新中國建立后，周恩來擔任國家總理，自1949年9月起，一直在中南海西花廳工作和居住了26年。他的辦公室同時是一個小型會議室和保密室，除了工作需要，任何人不得隨意進入。這間辦公室和保險柜的鑰匙都保存在他的身上，睡覺時壓在枕頭下，有外出任務時，就將兩把鑰匙交給鄧穎超保管。有一次他走的匆忙，直到臨上飛機才發現鑰匙還在口袋里，于是把鑰匙封在信封里讓一位同志轉交鄧穎超。而每當他回來的時候，見到鄧穎超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鑰匙取回來。
1964年10月16日，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試驗獲得成功。此前周恩來向主管負責人說:這次試驗，全體工程技術人員都要絕對注意保守國家機密，只準參加試驗的人員知道，不能告訴其他同志，包括自己的家屬和親友。他特別強調:鄧穎超同志是我的愛人，黨的中央委員，這件事同她的工作沒有關系，我也沒有必要跟她說。直到當晚10時，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出了我國首次核試驗成功的新聞公報，鄧穎超才知道此事。
十年動亂中，黨和國家的保密制度遭到嚴重破壞，幾乎無密可保。有一次周恩來出去開會尚未回來，鄧穎超就聽到有小道消息透露了會議內容。周恩來回來后，鄧穎超就問有沒有這回事。周恩來馬上認真地反問:你怎么知道的，聽誰說的?鄧穎超就開玩笑地說:你參加會議，你有你的渠道。我聯系群眾，我也有我的“義務情報員”。對這件事，他們在一笑中過去了，可周恩來仍然守口如瓶，未對鄧穎超透露絲毫消息。
周恩來身患癌癥后，有一次對鄧穎超說:我肚子里還裝著很多話沒有說。鄧穎超回答:我肚子里也裝著很多話沒有說。他們知道最后的訣別即將到來，卻都把不該對方知道的秘密埋藏在各自心里，體現了崇高的偉人境界和胸懷。
開展對敵斗爭保密先行
1927年4月，蔣介石發動反革命政變，全國處在白色恐怖之中。為此黨中央決定舉行南昌起義，任命周恩來為領導起義的總負責人(前委書記)。周恩來于7月27日到達南昌后立即開展起義前的各項準備工作。在一次起義前的分析會上，他向與會人員反復交代不可泄露起義消息。但起義的前一天，某部隊有人泄密，被周恩來及時發現，經采取補救措施，沒有造成大的危害，從而保證了起義成功。8月7日，黨中央又在漢口召開“八七”會議，要求全黨轉入秘密斗爭，提出“工人運動、農民運動、學生運動都要做好保密工作”。此后黨中央成立了以周恩來為首的秘密工作委員會，由他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秘密工作條例》等關于保密工作的文件，對保障革命事業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1927年秋，為適應對敵斗爭的需要，中共中央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中央特科，并由軍委主席周恩來直接領導。當時特科的主要工作是為黨中央設立秘密辦公地點。為保證黨中央的安全，周恩來為特科制定了極其嚴格的保密紀律，如所有工作人員都是單線聯系，一切活動內容必須嚴格保密，不能向包括自己親屬在內的任何人泄露。隨后，特科為黨中央建立了三個秘密工作點。黨中央機關遷到上海后召開的幾次中央全會，也是由特科布置的會場。而1929年6月下旬至7月初召開的六屆二中全會，是由周恩來親自布置的。由于會前、會中采取了嚴格的保密措施，使會議得以順利進行。
1940年1月，國民黨頑固派背信棄義，制造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噩耗傳至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大家都義憤填膺。與此同時，黨中央兩次急電，特別要求周恩來盡速離渝。周恩來慎重考慮后，向黨中央表示要堅持到最后！17日，局勢進一步惡化，周恩來召集辦事處工作人員開會，他說:反動派搞突然襲擊的可能性很大，他們主要目的是想攫取我黨機密，如密碼、文件、地下黨員名單，破壞地下黨組織，打擊同情我們的愛國民主人士，我們決不能讓其得手。如果我們被抓起來，要堅持不泄露黨的機密。遵照周恩來的指示，辦事處立即成立了保密小組，制訂保密條例，并立即嚴格執行。條例要求各部門清理機密文件，全部焚毀;必須保存的密碼寫在薄紙上，可以隨時銷毀;辦事處內部配備報警裝置和石灰包、沙包，以便遇到突然襲擊時可以一面抵抗，一面發出警報，爭取時間燒毀文件;在辦事處內部同樣要嚴格遵守保密紀律，不應知道的既不問也不說，夫妻之間也不能談及黨的機密。皖南事變后，身處龍潭虎穴的周恩來臨危不懼，堅定沉著地領導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的同志與敵人展開針鋒相對的斗爭，他始終把保密工作放在極為重要的位置，有力地維護了黨的機密，保護了同志們的安全。
保密工作要為黨的中心任務服務
周恩來是黨的主要負責人之一，但凡是保密工作中的重要事項，他都口頭或書面向毛澤東、黨中央報告請示。1953年5月中旬，中央書記處確定由他負責中央保密委員會。26日，他主持召開第一次會議，并于30日向黨中央寫出書面報告。10月3日，再次書面向黨中央報告工作進展情況，并將上次報告中“中央機關加強保密問題”，改為“中央領導同志召開會議及日常辦公時如何加強保密問題”。這樣一改，就使保密工作更加具體化。同年11月17日，他得悉中央兩個機關發生遺失50份密碼電報和3份機密文件的情況，立即給毛澤東、劉少奇、朱德、陳云等中央領導寫信，提出檢查整頓中央機關的意見，防止再次發生類似問題。同時提出擴大保密委員會成員，加強保密工作。這項檢查于12月上旬完成后，周恩來主持向黨中央寫出檢查總結報告，提出一系列強化保密工作的措施。對此，毛澤東批示:“照辦”。
周恩來在長期領導保密工作的實踐中，始終把保密工作置于黨的領導之下，一切保密工作都是圍繞黨在各個時期的中心任務開展。為使保密工作更好地為黨的中心任務服務，他做了大量具體工作。1952年，他在駐外使節會議上明確要求:“外交工作的保密是絕對的，應動員全體人員注意，要嚴格執行保密制度”。1966年2月，針對我國駐外使館商務處辦公室被駐在國警察突然搜查事件，他連續兩個晚上約見外交部、中調部和機要部門負責人，一起試驗銷毀密碼本需要多長時間。他稱贊中調部的一種小底本好一些，可以裝在大使或大使夫人的錢包里，遇到緊急情況可以很快燒掉。他還批評說:“機要工作要改進，應恢復戰爭年代和秘密工作時期的那種精神”。他隨即要求密碼本一定要小型化。大規模經濟建設開始后，他提出學習借鑒蘇聯的保密經驗。隨后他主持起草和簽發了黨中央、國務院發布的保守工業建設秘密、科學技術秘密的指示和規定，以及劃分保密范圍、改善資料供應工作的通知。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周恩來主管科學技術保密工作。1967年9月，某國防工廠絕密資料被搶走，他立即簽發國務院、中央軍委電報，嚴令把絕密資料交出，否則以“違犯國法論罪”。直到追回資料，他才放了心。
要求秘書遵守保密紀律
秘書到周恩來辦公室工作，他與秘書的第一次談話除了提出如何工作和學習外，特別強調的是遵守保密紀律。他要求秘書這樣做，自己更是身體力行。平時涉及重要事項，他都用專線電話。他的辦公室和臥室都裝有專線電話和加密機，有時一連幾次加不上密，他仍然堅持加密后再通話。對涉密會議，周恩來都事先對參會人員、工作人員名單進行審查，并提出具體要求。如工作人員可否在場、服務人員是否可以進入會場倒水等細節做出明確交代。他每次參加會議均自己做記錄。去世后，他留下幾大皮箱手跡，其中屬于黨和國家秘密的，他都分門別類放在保險柜里，而保險柜的鑰匙卻從不離身。對密級高、時間緊的文件，他都要求專人專送專辦。辦理急件，即使是深夜，他也把秘書找到身邊親自交代，并要求及時向他匯報辦理結果。
周恩來一直堅持不該知道的事情不要知道。有一次秘書跟隨他乘車外出，在車上他給秘書布置任務前，先按下電動按鈕，待玻璃隔斷升上來將前后座位隔開，這才向秘書布置任務，之后再按電鈕把隔斷放下去。他這樣做不是對司機和警衛人員不信任，而是盡量減少知悉者，是保證工作順利進行的需要。
周恩來注重保密工作，但從不搞神秘化，而要求實事求是。有一位公安部門的負責人，每次給周恩來報送材料的信封上都寫上 “親啟”、“特急”、“絕密”。有一次他啟封閱看后笑著對秘書說:“這位同志親自寫報告寫信封是好的，字也十分工整用心，但每次都注上‘特急’、‘絕密’，急的也就不急了，都是絕密也就沒密。”
對違反保密紀律的行為，不論是誰，周恩來從不放棄原則。1971年“9.13”事件后的一天，江青的秘書打電話到周恩來辦公室，說江青要把有關林彪叛逃事件的中央文件給她熟悉的非黨人士看，并說因為她身邊的工作人員都已聽了傳達，讓秘書把這件事給總理說一下。秘書將電話內容向周恩來報告后，他當即指示:“不能這樣做，必須堅持先黨內后黨外，先領導后群眾的原則，這是黨的紀律！”他還說:“領導同志身邊的工作人員雖然大都是一般干部，但在某種程度上已參加了黨的高級政治生活，中央文件提前一步傳達給這些同志，這不是熟悉不熟悉的問題，這是工作的需要”。隨后，周恩來親自對這件事做了處理，但也因此得罪了江青。
保密精神令基辛格欽佩
1969年1月，美國總統尼克松上臺執政，國內問題成堆，美蘇矛盾又很尖銳。為擺脫內外困境，他多方謀求與我國改善關系。然而改善關系談何容易，一是雙方沒有建交，彼此信息難以直接溝通。二是雙方長期隔絕，互不了解。但完全出乎人們意料的是，1971年7月，美國總統安全顧問基辛格秘密訪華，消息一經公布，世界為之震動。1972年2月又實現了被尼克松稱之為“改變世界的一周”的美國總統公開訪華。
基辛格訪華能在短期內順利實現，主要是由于中美雙方的共同努力和巴基斯坦的秘密支持。其間，由于周恩來和基辛格共同秘密操作，并采取了兩項重要的保密措施促成。一是中美巴三方建立了一條絕密的葉海亞聯絡渠道，信息必須嚴格按順序傳遞，即:毛澤東、周恩來、中國駐巴大使、巴外交國務秘書、巴駐美大使、基辛格、尼克松。傳遞信件必須按此順序(往返同)親自交接，絕對保密。二是按上述渠道由中美雙方事先商定基辛格秘密訪華的路線和日程。在如此嚴格的保密措施下，1971年7月1日，基辛格一行從美國起程，途經西貢、曼谷、新德里，8日抵達伊斯蘭堡，然后采取“遁身術”，于9日凌晨3時秘密登上一架巴航飛機，在當天中午到達北京南苑機場。周恩來特別安排基辛格住到釣魚臺國賓館，并親自檢查警衛、接待工作和保密措施，做到周到有禮、萬無一失。基辛格在北京秘密逗留了48小時，周恩來與他舉行了6次總計17個小時的秘密會談后，又讓其神不知鬼不覺地離開北京重返巴基斯坦并經巴黎回國，直到7月15日，中美雙方才同時公開發表基辛格訪華公告。后來，基辛格在回憶錄中表示對這次秘密訪華深感滿意，他對周恩來的過人才智、光輝品格、保密精神和保密措施，以及在改善中美關系中所起的特殊作用尤為欽佩。
主要參考資料:
1、鄧穎超:《不盡的思念》，1982年6月30日《人民日報》。
2、武 衡:《周恩來對我國科學技術事業的關懷和指導》，2006年，中央文獻出版社，《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
3、基辛格:《白宮歲月:基辛格回憶錄全集》，2003年，世界知識出版社。
4、江明武主編:《一代天驕:周恩來的歷程》，1996年，解放軍文藝出版社。
5、賈啟玉主編:《偉大的軍事家周恩來》，1997年，軍事科學出版社。
